■刘光伦

妻子说，我们一家三代都是“破烂王”。我不否认。

母亲最是节俭，旧物从不轻弃。她那只斑驳的绿漆五斗橱，抽屉轨道早已磨损，每每拉开便发出“吱呀”的抗议。母亲却道：“这木头现在哪还买得到？”于是那五斗橱便盘踞在阳台上，与褪色的搪瓷盆、断了柄的铜水壶为伴。夏日里，阳光穿过玻璃，在这些旧物上投下菱形的光斑，母亲不时便要擦拭一下那些我们眼中的“破烂”。

阳台成了母亲的领地。我曾建议清理阳台破烂种植盆景，她只摇头：“你们年轻人，不懂。”她的手指抚过那些器物，仿佛在抚摸岁月的脊背，她的眼睛在那一刻亮得惊人，像是点燃了往事的灯芯。

我的书房则堆满了旧书报。书架早已不堪重负，书本如叠罗汉般摞起，摇摇欲坠。地板上也堆着捆扎整齐的杂志，走进去需侧身而行，宛如穿过知识的峡谷。妻子常抱怨：“这些过期的报刊，留着作甚？”

我不语，只是将一九八八年的《萌芽》杂志又往怀里搂了搂。那上面有我的处女作，铅字印得极浅，像随时会从纸上溜走。

最令我珍视的是一套残缺的《鲁迅全集》，缺了第三卷。我在旧书摊上遇见它时，书页已经泛黄，书脊上的烫金字也剥落了。摊主说：“五块钱。”我如获至宝。后来在另一家书店发现了第三卷，却索价三百。我踌躇许久，终究没买。如今那套全集仍立在我书架上，中间空着一格，像是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填补。

女儿青出于蓝。她的房间是个奇妙的博物馆：幼儿园时掉了一颗纽扣的布兔子，初中手工课上歪歪扭扭的陶碗，大学迎新晚会的荧光手环，还有各式各样的票根——电影票、高铁票、景区门票，甚至奶茶店的小票。那些字迹在热敏纸上逐渐淡去，她却固执地认为记忆会永存。

去年女儿出嫁了，她房间里的“藏品”一样也不让动。“那瓶星星是我同桌叠的，”她指着一个玻璃瓶，“她后来出国，再没联系。”又拿起一张皱巴巴的明信片：“这是高三时收到的鼓励。”我们这才明白，那些看似“破烂”的东西，于她都是时光的标本。

三代人常互相打趣。母亲说我藏书如守财奴，我则笑女儿连糖纸都当宝贝，女儿又埋怨外婆的旧家具占了阳台花园的位置。争执间，母亲忽然从五斗橱里摸出一本发黄的相册，里面是我儿时的涂鸦和成绩单。我们三人凑头翻看，笑声便盖过了抱怨。

有时我想，我们收藏的哪里是“破烂”？分明是害怕遗忘的惶恐。母亲的五斗橱装着她的童年，我的旧书藏着我的青春，女儿的票根系着她的欢笑。我们三代人，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抵抗着时间无情的冲刷。毕竟，没有了这些“破烂”，我们又该去哪里打捞那些沉没的往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