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 蔚

腔调，原本指戏曲曲调或乐曲声律。现在常用来指人说话的语气语调，亦指人动作的模样。

腔调的呈现跟语气语调语速有关，大都富有时代特色。

就拿新闻播报来说，今天的语速远比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语速快，这是由当今社会生活的快节奏所决定的。

腔调也富有地域特色。

曾经有一位知名教授用各地民歌的特有曲调来传讲地理知识。不记得他是否也演绎了秦腔。

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见秦腔是很吃了一惊的，这世上还有这般腔调，声声激越高亢，句句穿云裂帛，与我儿时听惯了的“绍兴戏”，腔调迥异。

某日读到“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那画面感，竟然与我脑海中储存的秦腔极为吻合。

不由想起了往事。

大概五六岁时，我常被母亲牵着手陪外婆去戏院看“绍兴戏”，也就是今天的越剧。当时我看的是热闹而不是戏文，舞台上下各有各的热闹，我的一双小眼睛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总是忙不过来。虽说戏文一部都不懂也不记得，但绍兴戏的曲调从此耳熟。此刻我敲着键盘，竟然敲出了婉转缠绵、典雅唯美的腔调，声声叠叠，透着江南独有的灵秀之气。

此刻，在这个又湿又闷没有空调几乎无法挨过去的午后，我将上海某合唱团献演的《水库》来回看了两遍。舞台上是热的，舞台下也是热的。台上台下的互动，让整个音乐厅热气腾腾。

我看到了黑色礼服，假发头套，烂漫花环；我听见了普通话夹杂着上海话，大量的叠音词，重复的语气词，戏谑调侃，一语双关……上海特有的腔调，将古典与雅致、现代与时尚的海派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想起了十八岁那年浸泡在上海腔里的往事。

1974年9月，我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只用个把星期就学会了上海话。我知道上海话是我这个外地人最好的护身符。但是，直到我两个月后离开上海，我仍然没能让上海腔从我的骨子里透出来。

那年我高中毕业，叔公邀请我去上海白相。于是，我在叔公家里度过了整个秋天。

叔公原先在香港先施公司任高级职员，我去叔公家时，叔公已退休多年，不过上海先施公司又聘请他去给职员们培训英语。

叔公家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摆满了家具和生活物品，显得很是局促。我的床铺是用一张红木春凳和四只红木骨牌凳拼凑而成，每天晚上搭起，清晨拆掉。

叔公在逼仄局促的空间里依旧很绅士，很讲究，仪态从容而舒展。

叔公睡觉要戴藏青色的真丝睡帽，午后要喝红茶。叔公喝午后茶时，总让我跟他一起吃某个品牌的苏打饼干。叔公吃得很慢，一小块一小块地咬着吃，咀嚼时双唇是闭合的。若干年后有学生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你吃饭是这样的。学生边说边模仿我咀嚼的样子，我愣住了，那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跟叔公一样，也是闭唇咀嚼了。

叔公带着我，将上海的“名片”一处处“读”了过来。叔公步子不快，但是可以走很远的路，叔公总是边走路边跟我说东道西，时不时还会“蹦出”个英语句子，或是英文单词。

那个秋天，我跟着叔公走进了上海腔。

今年三月，上海封城。我读到某志愿者的几则沪语日记。即便“水深火热”，志愿者的上海腔依旧“云淡风轻”——

第一天 4月4日 星期一

老k（志愿者的丈夫，笔者注）一早电话我，讲伊核酸异常，让我稳牢。

我一点不慌。问伊：要么侬马上回来？

……

第十三天 4月16日 星期六

一早接到老K喜讯：核酸报告阴了。

……

想到老K就要回家了，有点小兴奋，晚上做了起司蛋糕，还用糯米粉做了枣泥松仁糯米饼，分发给了邻居，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用上海腔将志愿者的日记从头读到尾，最后，我被志愿者的“上海腔”逗乐了。

没过几天，我又被上海的两位独居老人——朱阿姨和郑先生的“上海腔”“逗哭”了。

先说朱阿姨。

疫情期间，某博主帮隔壁朱阿姨线上付了一次面粉钱。因为朱阿姨不会用智能手机。

随后朱阿姨还了纸币，还特地送上一幅钢笔书法，朱熹的《春日》。

朱阿姨的行书很漂亮，用的是繁体字。《春日》的末了写着“赠爱心小朋友”。最后是落款，下方还盖了朱印。

优雅的腔调，力透纸背。

再说郑先生。

也是因为疫情，郑先生虽然不至于断炊，但因为不会线上抢菜，盘中日渐“没花头”了。一日实在忍不住，写了封短信给邻居：

您好：

抱歉不会转账，只能付现金。一定请不用找零。有一个恳求：除了韭菜什么都可接受，最好能有一个番茄（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了）。又给您增加麻烦了，非常非常不好意思（我自己也对自己的这种不正规方式感到惭愧）。

谢谢！

末了是房号与姓名。

老先生窘迫之下依旧不失绅士风度，令人百感交集。

前日回海盐老家，与初中同学聚会。

前后5个小时，我浸泡在“海盐腔”中。当年的少女们，在光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之后，再一次让我听见了花开的声音。

那一刻，故园用她柔软的滚烫的带着海味的臂膀，将我深深地搂在了怀中。

我早已无法流畅自如地说海盐话了，但是海盐腔，永远植入了我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