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超

这几日酷暑，外出采访途中，刚巧经过西瓜自产自销点，看着清凉解暑的西瓜，自觉欢喜。有意思的是，那卖瓜的老翁仍用杆秤称重，这不禁让我回想起4年前那一次有关杆秤的采访。

那时立秋已过，天气却还是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下午2点，正是人困马乏的时候，当时尚未改造的城北路也少有过客，若是能忽略两旁高大的香樟树上不间断的扰人蝉鸣，倒是清静。陈永和的秤店就开在马路边的一家不足20平方米的小铺子里，打眼一瞧，店里没有开灯，跟室外白晃晃的阳光一反差，就显得格外昏暗。

我进店时，老陈正伏在桌子上定秤星。桌子挨着墙，另一侧的一根木架上挂满了长长短短几十杆秤。在他身后，两台老旧的落地电扇正拼命摇着头。更深处是两个大大的货架，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子秤。老陈见有人来，停下手头的活，抬头看我。说实话，陈永和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像是传承千年古法又身怀绝技的高人，他满头松针式的斑白短发，面容和蔼，皮肤紧致，虽谈不上神采奕奕，倒也葆有活力，身形并不高大，略有发福，举手投足间尽是敦厚可亲。再细细打量，他眼仁周围的虹膜呈现出独特的银色，眼窝内陷。再看他的手，十指浑圆，关节粗大，透着一股如打磨得当的老铜器的亮黄色。听说我是来采访的，老陈倒也不拘束，摘下老花镜歪头想了一会儿，便哗啦啦打开了话匣子。

1956年，陈永和出生在地处新埭的一个农村家庭，爷爷和父亲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杆秤匠。到了读书的年纪，正逢“文化大革命”，课上上停停，到后来连老师都不来学校了。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在陈永和9岁那年让他停了学业跟着自己学习制秤。虽说杆秤在当时是件稀松平常的工具，永和也是打小耳濡目染，但真要制作一杆合格的秤，其工艺之复杂，工序之繁多，所需技法之精巧、定力之持久在一个9岁顽童的眼睛里其难度不亚于制作一块走时精准的手表。

简单来说，挑选一块上好的木材是制作杆秤的头道工序。江浙一带的秤匠多用纹路细腻、木质坚硬的柞木、栎木，档次再高点便是红木。为了保证木杆不开裂，刚购得的材料要放在干燥处堆放两个夏天后才能使用。木材经凿、刨后，变成了笔直且细长的椭圆柱体，再用细砂布沾水，打磨光滑，然后将其放入由石灰、盐、碱按比例混合的溶液中浸泡，进行表面处理，等取出晾干后才可进行下一步的制作。老陈回忆说，光刨秤杆这一步自己就学了一年多，那时候与其说是在学本事，不如说是在磨性子。父亲在身边最多也只是提醒一二，更多时候还是需要自己观察，自己琢磨。时间长了，刚学那会儿的新鲜劲一过，便只剩下了木料、刨子、秤杆和两手的血泡和口子，越发厌烦急躁，手中的活也随着粗糙起来，刨出来的秤杆自然达不到父亲的要求，为此没少挨板子。眼瞅着自己那几个师兄弟都已经在学装纽、包铜、分量、定星，年长的几位已经出师，自己却还原地踏步，年幼的陈永和不免有些心灰意冷，索性赌气撂了担子。可似乎冥冥中，陈永和注定要与杆秤结缘，事情不久便有了转机。

一晃眼到了生产队分粮的日子，这对于庄稼人来说无疑是一年到头顶顶重要的事。队里早早抬出一杆头大尾细、能称300斤的朱红色“牛尾大秤”。分粮时，有人往筐里装，两个人用木杠子抬秤，一名生产队干部掌秤，按生产队会计算好的数量放秤。称好后每户一堆，并排堆放在打谷场上，上边压着写有户主姓名的字条，大人小孩都高高兴兴地担着筐子寻找自家分得的米堆。陈永和同父亲正在装筐时，突然听到场地那头有人叫嚷：“别动，我怎么看着我家这堆不够数，叫他们重称！”现场顿时一片哗然，现场叫板生产队分粮不公，这事儿可不常有。永和仗着自己人小，一溜烟挤了过去，见是港南同门的大婶正跟生产队的干部对峙着，双方在天平的两端各执一词，拿着列祖列宗、伟人菩萨的名号起着誓，要是自己错了任责任罚。复秤后，果然少了50斤，整整少了一筐。现场分粮的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生产队干部也从未出过这等差池，当下也是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躲了去。为了挽回面子，只得辩白是秤老了，秤星看不清，回头找永和的父亲修修。围观的乡亲见事情有了结果，再尴尬下去不好收场，便纷纷出来给双方打圆场，然后四下散去。只有陈永和还呆立在原地，看着本该高兴的大婶一声不吭地装着米，不时用衣袖拭去淌落下的泪水。

很快，这件分粮时的插曲在人们茶余饭后的咀嚼中失去了味道，褪色消散。但陈永和却重新做起了学徒，刨起了秤杆，在他的心中隐隐觉得每一杆秤所代表的毫厘必究、公正公平都足以影响一个家庭的命运，这力量太过巨大，是他无法回避和拒绝的。从那时起，陈永和开窍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屁股坐得住了，手里出得活了。

磨好了性子，刨秤杆自然也不再是问题。父亲见他基本功已经扎实，也就不再把永和当做半拉“木匠”，开始教授细活——从较简单的包铜皮、装纽，到内有乾坤的校秤、测量、划刻度、钻眼、钉秤星，再到最后的打磨、染色，十几道工序各有各的说头，各有各的门道。单说钻眼，一杆承受15公斤的秤要钻近300个眼，这道程序很需耐心，稍不注意就会戳穿秤杆而报废。如此工艺已不是复杂二字能够简单概括，学习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但那会儿的陈永和已不是过去轻言放弃的顽童，他有定力、肯吃苦、能钻研。寒来暑往，春去秋来，转眼三年，陈永和出师了。

之后的事情有几分坐过山车的意思，随着市场的大门日渐打开，陈永和连同他的手艺，被社会快速发展的大潮裹挟着，奔跑着，翻腾着。1976年，南桥衡器厂成立，陈家父子从农村匠人变成了产业工人，还组建了一支25人的生产线，实行流水化生产，大大提高了产能。一时间，这家只有25人的南桥衡器厂成了乡镇工业界的一颗新星，制作的杆秤销往上海的松江和江苏的苏州等周边各县市，饱受好评，供不应求。然而好景不长，陈家父子以公平二字为制秤之根本，打开了市场，却也因信奉公平竞争而颇多坎坷。

上世纪80年代，杆秤虽仍然稳坐衡器界头把交椅，但磅秤已然是雨后春笋，日渐风靡。陈永和同父亲盘算着要在保持现有杆秤产能的基础上，扩大生产，开发出磅秤业务。正巧当时的上海衡器厂有一条磅秤生产线要转让，父子两人觉得机会难得，就去向主管部门请示。陈永和本以为这笔生意门当户对，花落自家已是定数。没承想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某五金厂已暗度陈仓率先与上海衡器厂签了约，截了陈家父子的胡。面对又急又恼、委屈愤懑的陈永和，主管的部门领导被他磨得没法，最后抛下一句：“五金厂是西瓜，衡器厂是芝麻，你说我是要西瓜，还是捡芝麻？”

签约风波过去后，父子俩的精神头都打了大折扣，厂子的效益和规模也日渐低微与萎缩。迫不得已，陈永和的父亲先是承包了厂子设在城里宝兴双塔旁的一处门市。陈永和仍在厂里，一年以后，当初与有关部门签订的承包合同到期，双方都没有再续约的意思。就这样，陈永和的制秤生涯突然中断了。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92年，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蛰伏后，陈永和终与杆秤再续前缘。不同于之前的农村匠人和乡企工人，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个体工商户。为了这一次的自立门户，陈永和不仅投入了前几年积攒的全部积蓄，租下了闹市城隍弄1号的绝佳门面，还颇费周折地办下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计量器具制造及修理许可证。开张那天，陈永和把装裱着三证的镜框擦得锃光瓦亮，端端正正地挂在店堂正中央，看着门前车水马龙、人群熙攘，他觉得一切都是崭新的，欣欣向荣之感油然而生。事实正如永和所料，因为店面位置好，客流丰富，再加上他工艺精湛，为人公道，生意很快就火了。鼎盛期，陈永和起早贪黑每日打造两杆秤，都是刚一挂出去就被抢购一空。除了周遭的商贩和居民，不少远乡人也会趁着来城里办事的机会到永和店里看看，挑上一杆新秤，或是请他修秤。甚至还有过外地来的货郎高价请永和定制“有猫腻”的秤，自然被他严词拒绝。时间长了，街坊四邻都知道，秤匠永和有句口头禅，“做秤，靠的是手艺，凭的是良心，公平二字最重要”。

老陈的讲述到这里戛然而止，我回过神来，身处这间昏暗逼仄的小铺，往事已成云烟。其实1992年之后的事并不难推测，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电子秤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到了1995年之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电子秤大量普及，杆秤的式微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老陈告诉我，从城隍弄1号到如今的铺子，自己已换了不下10次店面，地方越换越小，钱也是越挣越少。这期间他也顺应潮流，开放了电子秤的售卖和修理业务，但也无法填补杆秤需求量断崖式坍缩造成的空洞，再碰上杆秤用料成本的逐年攀升，情形更是雪上加霜。对此老陈倒是看得很开，暮鼓晨钟，朝荣夕灭，万物生长自有规律，眼下大概就是杆秤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大概也正是这平和的心态，让老陈坚持着把秤店维持了下来。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就学了做杆秤这一件事，当年他不如意时有秤钩提着他，有秤砣稳着他，有秤星记着他；如今杆秤衰弱了，他自然也不会放弃这门手艺。半个世纪的缘分，虽然谈不上传承经典的大义，追忆往昔的情怀，但确实已然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我不离秤，秤不离我”的习惯。就像这刚来当湖开店时置办下的桌子和工具，多少年风雨同舟，几经辗转，竟是一件也没丢，原班“人马”用到现在，一样样都是修了补，补了修，跟自己磨合得乌黑锃亮，浑圆如玉，每天用着它们制秤就像是跟老朋友聊天，轻松自在，平和安详。

我的采访在暮色中接近尾声，陈永和也不急着打烊，拉亮了案头的台灯，在一片橙黄色的光辉中不紧不慢地刨着秤杆。我静静地看着，那股因他衣钵无人继承、手艺面临失传的怅然若失，竟也随着老陈的沉稳如斯的动作渐渐消散。我隐隐觉得，眼前这位最后一代的杆秤匠人，一生秉持公正，信奉公平，践行公道，制秤无数，而他自己，其实就是那杆最好的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