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顺

压在箱底的暗红色证件，是岁月忽然递来的一封旧信。四角微卷，封面那方褪了金漆的“囍”字图案依然清晰——两根纤细的枝蔓缠绕着双喜，像两株依偎着生长的藤，在时光里生了根。我轻轻拂去薄尘，“结婚证书”四个字下面，是我们名字的墨迹，笔划间藏着那年春天的温度。

翻开内页，一张黑白照片倏然呈现。两个年轻人并肩坐着，肩与肩之间留着一点羞涩的空隙。我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老伴穿着那时最时兴的翻领衫，嘴角抿着笑，眼神里有种对未来的郑重承诺。照片斜角压着钢印，凸起的纹路摩挲过指腹，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民政局工作人员盖章时的那一声轻响。发证日期是手写的：“1987年3月24日”，蓝黑墨水微微洇开，像一朵小小的、淡淡的花。

我的目光久久停在“自愿结婚”四字上。那时只觉是程序所需，如今半生已过，始才懂得自愿二字在漫长岁月里的分量——那是每一次选择留下、每一次回家时能吃到的一口热饭和温暖的炕头、绕膝儿女的笑声的具象体现。

证书另一面简短祝词里还有几个繁体字：“结”“发”“愿”……这些笔划繁复的字，恰如婚姻本身，需要一笔一划耐心书写。

忽然想起寻找这张证书的缘由——办理房产证需要它。这本被岁月深藏的小红本，竟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最终扎根的法律凭据，最单纯靠谱的相伴纽带。近四十年，我们从借住的屋檐，到垃圾坑上建起的四合院，再到如今这套明亮的楼房，每一次迁徙，都仿佛在为这本结婚证书增添新的亮色。

我的目光掠过照片上年轻的脸庞，记忆如潮水漫过岁月的堤岸。最清晰的是那个冬天的早晨，我髋骨剧痛无法行走，老伴从邻家借来一架木板车，铺上家中最厚的棉被。4岁的小儿子高兴地坐在我身边，9岁的大儿子则懂事地在后面用力推着。雪地上留下深深浅浅的辙印，老伴呼出的白气在寒风里散开，相依为命的身影，比任何誓言都更深刻地烙进生命里。

农民街四合院是我们亲手筑起的巢。那原是个堆满垃圾的边角地，人人都说那是“废坑”，不吉利。我们不信。多少个夜晚，打着手电筒清理碎砖破瓦；又请人拉来一车车黄土，将坑洼填平。砖是一块块砌的，梁是一根根架的。当新房终于落成，阳光照进亮堂小院，四门八窗的飞檐大瓦房，成了家乡人的羡慕和样板，也是我们走向小康人家的幸福起点。

朝街的那间小屋，起初只是老伴想着贴补家用的尝试。谁能料到，这方寸之地的小菜铺，竟成了生活的转机。从每日五六十元的收入，到后来熙熙攘攘的顾客，那些称斤论两的日常，那些沾着泥土的蔬菜，竟一点点改变了我们清贫家庭的境况。

2018年，城市发展的蓝图覆盖了我们的小院。签字那天，我们绕着院子走了很多圈，当年种的枣树已经蓊蓊郁郁，花盖超过屋顶。拆迁的补偿款，最终变成了学校旁锦绣人家的一套新楼。命运画了一个圆，我们从漂泊到扎根，从青春到白首，最终又回到了我教书育人一辈子的地方。

补办结婚证那日，我们特意收拾整齐。镜头前，又一次并肩而坐。肩与肩相靠，两人微微相倾。闪光灯亮起的刹那，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的间隙，她向我靠拢时满脸羞涩。如今，岁月将我们拉近，近到再也分不清彼此的生命年轮。

新结婚证是光洁的铜版纸，电子字迹工整清晰。而旧的那本，被民政局柜台上盖上“作废”二字。然而，我却不想扔掉，因为有些东西永远不会作废，那些共同熬过的长夜，那些相视而笑的晨昏，那些无声的谅解与有声的争吵，那些在苦难中长出的柔软，在平凡里开出的花朵。

一张老照片，四十年风雨情。如今，我将两本结婚证并排放在桌柜一角，一上一下，继续书写我们共同的那本厚厚的生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