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叙昌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照片，那是1975年，7岁的儿子刘国良抱着一堆陶器、石器，和村民们一起，捐献给来村里宣传文物保护工作的县文化部门。

“或许就是缘分，卫国河开挖的时候，我刚好满月，我成长的岁月中就伴着这些文物。”刘国良说。

他从小看着父亲为了文物而奔波，这项编外“工作”，没有收入，家里为此还贴进去不少生活费，但是看着如今平湖市博物馆里展示的平丘墩遗址文物，他觉得父亲很值得。

他同样也为父亲自豪。在文物保护这块，父亲是颇具大局观的。为了引起多方重视，父亲在1978年时还特地写信给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随即，1980年，省里开始对平丘墩遗址进行系统性挖掘，才有了如今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他也会跟人“吹牛”，父亲还受邀参加了“省第一期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参与过河姆渡遗址二期的挖掘工作。

从小受父亲影响，文物保护也成为了刘国良的使命，开始和父亲共守这一方土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市场开始流通，平丘墩遗址的名声也传了出去，可随之而来的，并非只是专家学者的脚步，还有趋利而来的盗墓贼。

1986年，县博物馆在平丘墩展开保护性发掘，白天挖出不少文物，临时堆放在棚下。谁知那夜竟有几件被盗。第二天一早赶到现场的刘叙昌，心疼得直捶大腿。“我们守不住，后人连看都看不到。”这之后，刘叙昌更坚定了守护决心，刘国良也追随父亲的脚步。

盗墓贼的猖獗不止于晚上，甚至白天都光明正大地拿着洛阳铲而来。“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好几拨人，赶走又来。”说起盗墓贼，刘叙昌和刘国平的眼里充满了气愤。

在与盗墓贼对峙时，甚至一度要动起手来。“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被当场抓获后，盗墓贼不仅不当一回事，还拿起盗铲张牙舞爪地恐吓。刘国良还记得父亲伟岸的身影，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喝止他们的违法行为，一边用报警相“威胁”。最长一次对峙，长达两个多小时。

这样与盗墓贼周旋的身影，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了平丘墩遗址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刘国良那时虽年纪小，但从来不惧，学习空闲之余，就和父亲相伴而行。

1993年，刘国良加入业余文保员队伍。“现在持证上岗，保护文物也更有底气了。”24岁那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人承包了平丘墩遗址范围内的一片土地，计划开挖十个鱼塘。对方手续齐全，属合法经营，这让刘家父子很是焦虑。他们无法阻止施工，只能采取最“笨”的办法—全天候“盯梢”。每当有挖塘作业，他们就在一边守着，只要发现陶片、石器，立刻出手拦下。

整整数月，父子俩风雨无阻地守在工地。当挖掘机停下，他们便立刻冲上前去，在泥土中翻找。凭着这股执拗的劲头，他们硬是从冰冷的泥土中“抢救”出了几十件包括陶器、石器在内的完整文物。

“大家都说我们父子俩傻，但我觉得这比任何事情都有意义。”对于这一份守护，刘国良始终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