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叙昌来说，一生的惦念都给了自家西侧的这一方土地。儿时，这里有一方高高的土墩，他常常在这里玩耍；少时，他在这里初见良渚文化，随后为之奋斗一生。

“1969年10月，因为防洪排涝需要，村里的卫国河开挖，位置就在我们家西边。”刘叙昌对于那段岁月始终记忆犹新。

河道开挖，将距离地面50厘米甚至100厘米的土层都翻了上来。那个年代，正是大搞生产的年代。村里给每户人家都分配了一块土地，让大家平整，以便后续种植农作物。

“这淤泥里怎么石头这么多？”“用也用不到，扔了吧。”……村民在整理淤泥的时候发现了“杂物”，随手便丢弃在一旁。

刘叙昌当时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初中毕业的他，在那个年代算是有见识的，马上就从中发现了异样。

“这是陶器、石器，还有玉器，这怕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是文物啊！”刘叙昌还记得当时自己站在土堆上，用衣袖擦干净这些“石头”，手一摸，整颗心“砰砰”跳得飞快。

那时候的刘叙昌对文物也是一知半解，但是他知道这是最宝贵且不可替代的财富，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其“保护”起来。于是，村民丢掉的，他去捡起来；村民带回家的，他挨家挨户去问。

“当时村民都没有文物的概念，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当宝。”刘叙昌说，妻子也不支持，那年儿子刘国良出生，妻子嫌弃他整天捡回“墓里的东西”不吉利，不让他放在正屋，他也只是笑笑不说话，拿去了隔壁放杂物的小屋悉心保管。

这样的困扰，不止于此。彼时也没有专门管理文物的机构，“给宝贝找个家”成了刘叙昌的执念。于是，他多方奔走，经过数月努力，最终由县里图书馆兼管，腾出一间仓库接收。

这让刘叙昌喜不自胜。1970年春，他第一次踏上了送文物的路。那天清晨，他用破布包了三十多件文物，小心放进竹篮里。步行半小时到当时的黄姑镇，再坐上通往县城的轮船，迎着冷风在河上漂了两个小时。随后又步行十五分钟，才抵达县图书馆。一路上他也不放心，一会儿翻开布头看看文物有没有掉了，一会儿又看看文物有没有磨损。看着文物入库，他才离开，这中间连口水都没喝到。

其实，送一趟文物，刘叙昌的“代价”并不小。坐一趟船要两角九分，再加上伙食费，一天下来也要小一元。尽管那时他的月工资也就十八元，但他依旧感觉这一元花得值。

1973年，村民陈四昌在淤泥里挖出一块玉璧，大小和家里菜坛子的口径配得上，便拿回家用上了。刘叙昌听说后，连着去了好几次，看着颜色温润、光泽内敛的宝贝，他心急如焚。可陈四昌哪肯交出来，“你别来烦我了，这东西对我有用！”

刘叙昌没有放弃。陈四昌身体不好，刘叙昌经常去看望他，还自费给他买补品。被其执着感动，陈四昌终于在1975年松了口。“算了，给你吧，别再来了。”虽然对方语气不善，但刘叙昌抱着被塞到怀里的玉璧笑得很是开心，马不停蹄地送去了县里，这也是平丘墩遗址中发现的价值最大的文物之一。

绵绵蓄力，必有回响。刘叙昌的努力，也得到了重视，县相关部门在1975年开始下村收文物。而从1970年到1975年，刘叙昌或背或提，凭自己一双脚送去的文物，就有200余件。

1980年，刘叙昌还获得了平湖第一批业余文物保护员证。拿到证的一瞬间，他激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