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幼玉

亲爱的舅妈：

当您被推进升降梯的刹那间，我知道，这是您的最后一班专车，一班永无返程的“诀别”号呀！看着您没有一丝血色的脸，我的心肺一下子被掏空了，如同当年送别母亲时一样，悲伤、无助，切肤之痛一下子涌上心头。您给我的爱、您待我的好，顷刻之间像蒙太奇，一幅幅，一幕幕，轮番在我脑海里浮现、切换……

那是57年前的一个黎明。数九寒天，上海外滩的气温下降到了零下8度。黎明前的黄浦江，天空还没完全睁开它浑浊的眼睛，寒风夹着大雪，像一顶宽大的巨帐，笼罩着十六铺大达码头。平湖至上海的大利班客轮刚刚靠岸，三三两两的旅客，有裹着大衣紧缩脖子快走的，有围着围脖搓着双手奔跑的。

旅客出口处，一盏突兀的街灯在大雪的围困中，显得格外的孤单、昏暗。我落单在同船旅客的后面，被身后的西北大风推搡着向前。单薄的裤袋里，我的手紧紧地捏着大舅写给家里的回信，和记着大舅家地址的硬纸片。

旅客们逐渐散去，出口处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我。

那年我十一岁。

从没见过大江大河，从没有见过电车火车。如今，只身一人来到了大上海，紧张、兴奋、忐忑，在这个陌生得让人心慌的黎明，体现得淋漓尽致。

看着纵横交错的马路，和电线杆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的大灯泡，我仿佛撞进了一个巨大的迷魂阵，早已分不清东南与西北。记得离家时，父亲曾再三嘱咐，到了上海要勤开口、多问路，可眼下马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我哪里去问路。

突然，我看到一个人影正快步穿过马路，朝我走来。刚想开口问路，只听得对方先问我：“你是幼玉吗？”

“舅妈！”我条件反射似的脱口而出。

几年不见，尽管您在我心里印象不深，但此刻、此地能直呼我名字的除了您还会有谁呢！于是，我跟着您第一次坐上了电车，一路上我一直在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会让我铭记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不是吗，今天在送您最后一程时，我的大脑数据库里，首先检索到的就是这57年前的那个场景，风雪中您穿过马路接我时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

我家在浙北的一个小乡镇，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兄长、下有两个妹妹。父亲下放在镇郊的农村，因为患上了慢性肝硬化，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养家糊口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肩上。为了维持生机，父亲向鸡毛换糖的苏州朋友小毛那里学会了烊糖（一种用白砂糖溶化后制成的颗粒状糖果），母亲便拎着小竹篮沿乡叫卖。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旦遇上雨季，母亲没法出门，家里就会揭不开锅。

母亲的小小营生，要应付一家的柴米油盐、日常开支，已经是杯水车薪，更何况还要承担兄妹五个读书、穿衣等开销，这一天一两元的收入，无非是风中烛、瓦上霜而已。您和大舅看着我家日陷窘境、孤立无援，便与我姨妈商量，姑嫂联手为我未满十六岁的大哥买一台“飞人牌”缝纫机，让他去学裁缝，学成后也可帮衬父母，贴补家用。您的义举带动了我母亲娘家的弟妹。从那以后，您和我大舅每月给我家汇十元、姨妈汇八元、成都工作的小舅舅汇十五元，如此这般，十余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许多个第一都来自于您：第一双袜子、第一件鹅牌白背心、第一块手绢、第一块手表、第一次吃香蕉和第一块带香味的橡皮……每次您和大舅舅来我家，都如同支援灾区，从吃的、穿的，到铅笔、橡皮，大包小包，从不空手。看到我床上的蚊帐破了，就给我买蚊帐；看到菜橱里只有咸菜酱瓜，您就给我们买肉买鱼。

多少年过去了，您对我们兄妹的慈爱胜过爱您自己，也不因为我们长大成人而减弱一分。

参加工作后，我因为经常要上夜班，需要一块手表。当时那个年代，手表是奢侈品，属于三大件中的首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您知道了就把自己戴的手表给了我。这也是我一生中第一块手表。这块手表至今仍静静地躺在我书房的抽屉里，我把它珍藏起来，作为对您的纪念。同时，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什么都可以忘，您对我的恩、您给我的爱，像春苗不忘大地养育、似秋果牢记种子之恩，世代相传，永不忘记。

当我们兄妹在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您比什么都高兴。记得1993年，我收到了中国首届“青年诗人诗歌节”组委会的邀请函，但苦于囊中羞涩，一度打起了退堂鼓，打算放弃。您知道后，让舅舅专程来鼓励我，还给我买好了去沈阳的火车票。出发前一晚又给我准备了十个煮鸡蛋和十个面包，连同千叮万嘱一起，装满了我的行李箱。

疫情暴发后，红码、绿码阻断了交通，您再也没有到过我家，我也只能在电话里向您问候。疫情结束后，我曾几次想去上海看望您，苦于多种原因牵绊，不能成行。谁知，再见您时竟已天人相隔，成了永别。

舅妈，我生性木讷，不善表达。面对您的养育之恩，我有多少感激之情、感谢的话，千言万语，却总是说不出口。如今，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向您表达、向您倾诉：舅妈，我爱您，如同爱我的母亲一样。

舅妈，我的娘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