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晓昱

读书闲杂，信步所至，常有转角意外邂逅的惊喜。热爱中国饮食文化，写了《鱼翅与花椒》的扶霞，回英国和朋友聚餐，座上宾里有马克·米奥多尼克，而这位正是畅销科普读物《迷人的材料》的作者。文化学者与科普作家，看似表情严肃，毫无关联，在一起吃吃喝喝，倒是一个精彩的朋友圈。

少时学世界史“法国大革命”一课，满眼的“革命”二字。只记得党派轮流坐庄和那对被推上断头台的皇帝夫妻，浑然不觉人性之幽微，直到偶然翻开读库的绘本《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秘密日记》。虚构写作闯入历史的禁区，让玛丽用一本并不存在的日记倾诉心声。一路按图索骥，读《审判王后》，第一次从法律、法治的角度，看这位被审判的特殊角色。思考作者抛出的议题：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哪个更重要？再读《罪与美——时尚女王与法国大革命》，从时尚、文化符号学的角度，这位王后俨然当今时尚届的祖师奶奶，灵感缪斯。那位画作拍出过2.7亿天价的超写实主义大师冷军曾有一幅玲珑剔透的石膏头像素描《贵妇人》，其原型正是玛丽。

一直对故宫研究兴致勃勃的日本学者野岛刚在《两个故宫的离合》里说“中国人认为很美的东西日本人会觉得虽然‘很了不起’，但美中却带有‘不祥’‘恶心’的感觉”。另一位以写故宫为主业的祝勇在《故宫的古物之美》中这样说“日本学者野岛刚曾对我说过，他不喜欢中国的青铜器，因为他沉闷、阴森，甚至有些狰狞。他不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人会制造这样的器物”。这可以脑洞大开，合理想象一下，两位“故宫通”坐在一起，日本朋友一本正经地表达对青铜器的看法，当代故宫人颇有些不屑地说，朋友你不懂。

还有一位女性主义先锋人物伍尔夫，在她的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到南丁格尔的论断“她从没见过有谁动辄就要分心去管这管那，经年累月下来不会损耗智力的”。这不是那位伟大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吗？惊觉原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二位，竟是彼此影响的好闺蜜。没有南丁格尔父亲每年给她500英镑的姐妹故事，怕是诞生不出伍尔夫那句“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因为这个出乎意料的闺蜜互文，我甚至对护士这个职业肃然起敬起来。

再说回野岛刚，同样在《两个故宫的离合里》提到另一位对中国极有兴趣的日本人内藤湖南。20世纪初，内藤一行游历中国，拜会严复、王修植、蒋国亮、文庭式、张元济等社会名流，表达出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这位内藤先生认为，“与其让欧美拿走中国文物，不如由邻国的日本保管，理想地希望本与敦亲睦邻的精神，将来有一天让文物回到中国”。在其本人的著作《禹域鸿爪》中记录了表达这一观点的一段对谈。令人唏嘘的是，与之对谈的两位青年才俊之一陈锦涛，在抗战爆发后，沦为汉奸，出任伪维新政府财政部长兼伪兴华银行总裁。

儿童绘本与成人读物、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文本与现实之间，政治、哲学、经济、宗教、法律、文学艺术之间彼此观照，形成精彩的互文。正如赫克托·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所说“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来自片面真相，而这种理解又会影响我们”。即便不能还原历史，不同时间、不同体裁、不同作者笔下的不同切面，在时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这个世界也因而变得丰富、精彩、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