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年初，北京城里寒气袭人，凛冽的冬风刮得生猛，行人纷纷低着头、缩着脖子，步履匆匆，唯有一人提着行李，满是笑意地驻足在街头，张望着这座繁华而陌生的城市。她是谁？来北京做什么呢？

时间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还是个图书稀缺且金贵的年代。当时还在平湖化肥厂当工人的俞玲玲白天在散发着臭气的生产车间工作，晚上回到宿舍后，她会先将手洗净擦干，然后捧出那本被誉为“文化圣典”的名著《红楼梦》，借着昏黄的灯光开始翻阅，有时，还会拿起圆珠笔在几张草稿纸上写写画画。每读几页，都会让她心潮澎湃，既被作者细腻的笔触所折服，也对故事中不同人物的命运走向叹惋唏嘘。

每晚苦读《红楼梦》，俞玲玲的这份执着，在其他工友眼里显得非常不合群，不少人暗地里称她“书呆子”。而俞玲玲却不为所动，依然痴迷红楼。

1987年，俞玲玲将自己对《红楼梦》的满腔热爱写成文章投稿给了国内红学权威刊物《红楼梦学刊》。出乎意料的是，她的文章不仅成功发表，而且《红楼梦学刊》还特邀她去北京参加红楼梦研究培训班。

喜出望外。于是1988年年初的冬日早上，俞玲玲这个平湖化肥厂的女工，第一次来到北京街头，走进国家级别的红学培训班，与全国各地众多红学研究者一起，更深入地领略《红楼梦》这部奇书的魅力。

在培训班上，俞玲玲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原来有那么多热爱红楼的人，愿意倾尽一生只为一解其中真味。她安静地坐在班级的角落里，如饥似渴地听着培训的内容并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自此，这个江南小镇姑娘与全国首个县级红学会的故事就此展开。

一名工人，不仅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还因为一篇文章“进京”了，这在当时闻所未闻。因此从“研究培训班”回厂后，工友们都缠着俞玲玲讲述京城的故事，借此机会，俞玲玲也开始向工友们讲述《红楼梦》。俞玲玲讲得动情，工友们听得认真。渐渐地，俞玲玲讲《红楼梦》的消息在厂里迅速传开了，原先许多嘲笑她的人，在她的带动下也加入了进来。在劳动间歇，时常会有十几名工人围在一起读红楼、品红楼、讨论红楼。虽然他们抒发的观点较为稚嫩与浅显，但在当时，却是对红楼研究的一次初步探索，红楼研究就此在平湖拉开了序幕。

鲁迅先生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人们对《红楼梦》的喜爱，从来毫不掩饰。以至自其诞生之日起，对《红楼梦》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并因此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学问，叫做“红学”，有人将它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二十世纪三大显学之一。但当时在县一级，红学研究团体尚处于空白。

谁也没有想到，从俞玲玲踏进北京的那一刻起，不仅是她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连带着整个平湖对《红楼梦》的思考与研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快，一场在十几名工人之间掀起的“红学热”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1988年4月20日，在东海之滨、鹉湖之畔，以俞玲玲、王正康为代表的教师、工人、机关干部等27人，本着对《红楼梦》的热爱与读红研红的共同志趣，成立了“平湖县工人文化宫红楼梦学会”，这也标志着全国第一个县级红楼梦学会的诞生。

平湖红学会的成立就像是一块石头掉入水中，在全市乃至全国激起阵阵涟漪。时任平湖县委书记的毛雪龙特意为学会题词：“开展红学研究、发扬民族文化之优秀传统。”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红学会副会长李希凡先生也来信祝贺：“全国不少省市成立了红楼梦学会，但一个县城里成立红学会，浙江平湖县是第一个，我热烈地祝贺平湖红学会成立，并愿意担任你们顾问。”《红楼梦学刊》也刊登了一则简讯，昭告全国平湖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红楼梦学会，是红楼梦研究普及和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

“红学深如海，高浪起平湖。”2023年深秋，已是耄耋之年的平湖红学会前会长王正康坐在书房里，时间的利刃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皱纹，但眼中的光仍旧熠熠生辉。他反复抚摸着一本书页早已泛黄的《红楼梦》，忆起35年前的那次全国创举，感慨道：“是我们举起了群众搞红学的旗帜。”

首个全国县级红学会，首个由工人自发发起，由下向上推动成立的非营利性民间红学会，注定会载入史册，载入《红楼梦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