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馑的岁月早已远离我们，但饥馑的记忆仍在时刻警醒着我们：珍惜粮食，它是我们的生命。

■芦 荻

我的老家在湖北。余生也晚，刚好幸运地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据父母后来跟我讲，幼年时期的我，虽然不像长我6岁的姐姐小时候那样总是饥肠辘辘，但也仅仅是粗粮杂粮瓜菜胡乱填饱肚子而已，缺油少盐，鲜有鱼肉，总是一副营养不良病秧子的模样。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我慢慢地长大了一点儿，记得的事儿也随之逐渐多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家里五口人，就父亲一个挣10分工的全劳力，母亲虽然干活不惜力，但妇女只算半劳力，家里大大小小三个孩子，姐姐十多岁，我七八岁，弟弟才四五岁，最多能给父母帮衬一点家务活儿，暂时还顶不了大用。生产队分粮食时，虽然有一定比例的口粮（按照家庭人口分配的粮食，叫口粮），但工分粮占大头。我家劳力少，工分也少，分的工分粮自然就少。家里劳力多、劳力壮的，工分多的，每次分粮，都要挑箩筐使打杵，我家每次都是提个小竹篮，领回浅浅一篮苞谷、麦子，偶或稻谷，这可是一家五口人十天半个月的活命粮。爷爷是生产队保管员，分粮过秤时，虽然每粒粮食都要经过他的手，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儿媳妇仅分走半篮子粮食，满是心疼和无奈，有时会轻轻叹上一口气，那意思谁都听得出来：“唉，这点儿粮食，娃子一家人咋够吃啊！”

当然，不够吃也得够吃！怎么吃，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呗：“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其实，那年头，忙时多吃，常常落空，闲时少吃，倒是习以为常。我老家那时秋冬天短时有一种一天只吃两顿饭的成例。早上天没亮就吃“早早饭”上坡干活儿，一直干到天黑定、社员饿到前胸贴后背时，队长才肯下令收工回家吃晚饭。其间虽有三两次短暂的“歇火”（工休），但一般社员均无干粮打尖（略微吃点儿零食顶顶饿），实在扛不住了，就吸袋旱烟，喝口山泉，讲个段子苦中作乐，或者采摘一些毛栗、羊桃（猕猴桃）、五味子或救命粮（火棘果）等野山果聊以充饥。

这种两头不见天的两顿饭，谓之“一肩绰”，意思是从早到晚一肩扛到底，这样可以省一顿饭的粮食。

一家主妇的母亲绝对是毛主席指示的忠实践行者。为了一家五口的一日三餐，她真是操碎了心，她和父亲把一块面积七八分大的自留地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自留地里除了种一点儿必须的葱蒜辣椒白菜等蔬菜外，冬季萝卜夏季洋芋秋季红薯是三大主旋律，地边地角配以若干南瓜葫芦等，这些作物产量高，既可为主食，也可为蔬菜，可谓全身是宝。有一年，一冬三个月，我家上顿下顿饭是萝卜丁儿苞谷糊儿，菜是萝卜菜秆儿或萝卜缨子老咸菜。至今还记得那年每天放晚学回家时见到母亲时的一段对话——

“妈，夜饭吃啥子？”“还不是萝卜丁儿苞谷糊儿。”“顿顿都是萝卜丁儿苞谷糊儿，把人都吃伤了。”“儿啊，每顿有萝卜丁儿苞谷糊儿叫你吃饱就烧高香了，你还想吃啥子？”“我想吃白米干饭，哪怕是不掺萝卜丁儿的净苞谷糊儿也要得。”

好不容易，真的能吃上一顿白米饭了，却又往往难以吃得尽兴。一般情况下，米饭蒸好后，都是母亲先给每人舀一碗，然后就将金黄亮色的米饭锅巴铲起来，将其与锅底剩余的一层米饭掺在一起，然后将蒸饭前用筲箕过滤出来的白色糊状米汤水倒入锅中煮沸，做成半干半稀的锅巴米汤，以保证每人可以舀上第二碗甚至第三碗。

不管用什么主粮，做什么饭食，萝卜、洋芋、红薯、南瓜等基本上是应季主食的标配辅助食材。比如萝卜丁儿苞谷糊儿、洋芋干饭、红薯面疙瘩、老南瓜面面饭、葫芦丝手擀面等，偶尔吃一顿纯粮饭过过瘾可以，顿顿吃，吃不起啊。

秋天黄豆下山了，家家都要磨点儿豆腐。选上好的老豆腐切成方寸小块儿，放在篾筛里让其发酵长毛，然后拌上红艳艳的椒盐辣椒粉，兑上土制的烧酒，装坛封存半月一月，就成了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豆腐乳。这是农户人家一道常年用来下饭的招牌菜，也是我至今还常吃不厌的乡愁菜。

有豆腐，就有豆渣。现在用来喂猪的豆渣那时基本上都是人吃的。若能和少量米饭掺在一起，做成豆渣炒饭，口感不差，还禁饿。另外，将豆渣捏成铅球大小的圆坨，用做豆腐乳的发酵工艺，做成臭豆渣，切片和油菜薹儿一煮，也是一道不少乡人爱吃的风味菜品。

粮不够，瓜菜凑，没有办法，山高地薄产量低，粮食格外金贵，必须数着粒儿算计着吃，必须与其它杂粮及瓜菜等掺着吃，不然，就会月头接不上月尾，有断顿的危险。粗粮已是如此紧张，作为细粮之首的大米，因山深田少，更是来之不易，不是逢年过节，想吃一碗白米饭堪称一种很奢侈的愿望。

饥馑的岁月早已远离我们，但饥馑的记忆仍在时刻警醒着我们：珍惜粮食，它是我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