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卫卫
王蔚与林荪站在一张金属大床上。
两人左手与右手的小拇指上都系着花手绢。
两张小嘴咿咿呀呀唱着曲子。有时候一起唱，有时候你一句我一句交替着唱。
她们边唱边将花手绢当作水袖甩来甩去。
她们扮演着互为关联的两个角色，或是青衣，或是花旦。
她们心里没有老旦也没有武旦，更没有彩旦。
其实，她们并不知道什么是青衣什么是花旦。
她们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旦。
至于生旦净末丑，那也是她们好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当年她们只是将从戏台子上看到的，她们认为最好看的角色挑出来模仿。至于这青衣这花旦有什么喜怒哀乐，这青衣这花旦经历过哪些悲欢离合，她们并不懂。
她们也不懂得什么是戏剧，什么是人生。
她们也不会去思考舞台与社会的区别。
事实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完成从不懂到懂、从不思考到思考的蜕变。这是题外话。
再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光阴里。
两个孩子在大床上将花手绢当作水袖甩来甩去。她们不懂戏，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彼此都十二分地入戏。她们将一出出戏浑然天成在了她们的童年里。
两个孩子中的那个“王蔚”，就是我。
其实那时候户口本上的“蔚”还在，但姓氏已经改了。不过这也没有给左邻右舍带来改口的麻烦，因为他们依旧可以唤我“Weiwei”。只是外祖母还是习惯性地叫我“王蔚”。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外祖母是陪伴我最多的人儿。
林荪后来的名字也改了。但我还是习惯唤她林荪，直到如今。
之后读小学了，我和林荪还是在一个班。
我和林荪都是三好学生。
三年以后，开始了一场大运动。
我和林荪一起写大字报。她写字，我画画。
我画工人叔叔的大拳头，也画额头上有三道皱纹的启蒙老师。若干年后，我用“戏剧性”来形容那段岁月，我将那个大拳头和那三道皱纹深深刻入我的心底。
某日放学回家，看见两个卧室——有金属大床的主卧和有雕花木床的次卧，一些家具被贴上了白色封条。没过几天，我的名字在户口本上被再一次改动了。
那个“蔚蓝色”的“蔚”，那个“云蒸霞蔚”的“蔚”，那个可以用来表示“文辞华美”的“蔚”，消失了。至此，在我出生时被录入户口本上的那个名字，连名带姓，彻底消失了。
与此同时，那个被我和林荪在一个又一个寒暑假用水袖和童音装扮而成的戏台，也不复存在。
那段日子的帷幕，是何其沉呢。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一时兴起就将这出戏写出来呢。
若干年后，盛夏的一个上午，外祖母在好几十人的送行下，去了我无法抵达的地方。
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到《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时候要找到一片可以让我与林荪读得入迷的纸，也不容易。
所以，我也就没有在那个闷热的夏夜抬头望天，没有试图在这无边的黑色中找到一颗划着一道细长红光渐渐滑落下来的星星。
自然，我也还来不及读到七年之后被一代人津津乐道的，题为《一代人》的诗歌。诗歌很短，总共只有两句。一句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另一句是“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当然我更来不及知道，十几年之后，诗人会放弃抬头望天而选择离去。
所以，当我走在被夏日炙烤得快要冒烟的通往郊野的小路上时，我并未想着十个小时之后，我能不能仰着头用我黑色的眼睛，在无边的黑色中找到一道光。
那天上午，林荪也在好几十人的长队里。
有一程，我的手和林荪的手紧扣在一起，两只手的小拇指上都没有花手绢。那缕系着花手绢的光阴，绵绵长长地留在了身后，再也踩不着它，却也从未消失过。即便如今我已叩开了古稀之门，不用回头我也知道，那悠长悠长的光阴，就在身后。尽管那戏已经落幕。
岁月比戏台上的帷幕沉重多了。但无论日子如何，时间的钟摆一如既往地轻快。人尚未觉察，它就轻轻悄悄地一寸寸走近又一寸寸地溜走了。当年朱自清先生的日子怎样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没有影子，半个多世纪前我的童年，亦如是。
通常，时间给人的感觉是某种轮回。
时间的轮回，可以用日月交辉、四季更迭来形容。这是时间上演在天地间的一出大戏。
人的一生如同多幕剧，每一次拉开帷幕的那一刻，已与上一出戏隔了千山万水。
每个存在于时间中的人，都无法在这出戏中走向幕启时的那个场景。从古至今，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之前走过的任何一段光阴里，例如再次进入某一天的日头之下，或某一夜的月华之中。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某个傍晚，我在某幼儿园经典诵读活动方案中读到了下面的文字——
国学经典诵读参考篇目：
《论语》《三字经》《千字文》《诗经》《孟子》《弟子规》《唐诗》《宋词》《笠翁对韵》《大学》……
那一刻我吃惊了。今日孩子们的戏台子，与当年我和林荪边唱边将花手绢当作水袖甩来甩去的那个戏台子，可不是隔了千山万水。
《诗经》卷首的《关雎》首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关关和鸣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小洲。
人物、地点、事情都交代清楚了，音、诗、画也尽在其中了。
那一刻我问自己：
若是时光倒流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与林荪将如何在大床上演绎鸟儿的爱情故事？
我与林荪是否能确定其中的一只鸟儿是青衣还是花旦而另一只鸟儿又属于什么角色？
……
此刻我一边想着一边在键盘上敲字。
敲着敲着，我哑然失笑了。
那年的我那年的林荪，不会想那么多。
那年的我那年的林荪，只需将“水袖”甩起来就是了，只需将“关关”唱出来就是了。
那“水袖”是想怎么甩就怎么甩，那“关关”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那“戏”是想怎么演就怎么演。
随编，随唱，随演。太痛快了！太过瘾了！
我继续在键盘上敲字。
我想象着今天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排练场上七嘴八舌地向老师提问：
“小洲上雎鸠只有两只吗？”
“雎鸠会不会把蛋下在水里呢？”
“雎鸠吵架时的‘关——关——’和它们唱歌时的‘关——关——’是一样的吗？”
……
旋即我跟自己说：呃，你想多了。
可不是我想多了呢。
这次的经典诵读活动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演出，孩子们或许并不真正懂得那些诵读篇章中蕴含的深意，他们的努力更多是源于外界的期许——老师的期望、家人的承诺，或是那份对认可的渴望。在这样的情境下，孩子鲜有机会去感受文字背后的温度与力量，声音虽在回荡，却少了几分发自内心的共鸣。
当年我和林荪一起咿咿呀呀的时候，纯属自娱自乐。没有一个观众，也没有大人的要求或奖赏。那快乐，真是纯粹。那快乐，也真是快乐。
但这样的快乐并不常有。那时候的一些戏，帷幕过于沉重，绝对不是王蔚和林荪们能够自如开合的。
至于现在孩子们的戏台，虽也声色飞扬，光影交错，却是难得一见生命的鲜活，灵魂的有趣。
写到这里，心里突然觉着有些堵。
想起了之前从一本书里读到过的文字：“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想着，我得将这一刻的光阴紧紧攥在掌心里，上苍留给我的时间毕竟不多了。
又想着，孩子们更要紧紧抓住这光才是呢。光向着哪里行，孩子们也跟着向那里行。若此，真正的好戏，还怕看不到吗？
当年王蔚与林荪将水袖收回到掌心，一出戏到此就收住了。今晚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到此也收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