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超

实话说，把标题写得如此不伦不类是一种迫不得已，正如阅读刘楚昕的《泥潭》。这是近些年阅读体验中仅有的，在面对具体文本之前，就在意识上想要回避，好像即将面对什么可怕的东西，但同时肾上腺素却被各种外界的声音推到高处，以至于在情感层面又急于沉浸到这个披着历史小说外衣的生命哲学实验性文本中，甚至企图透过它寻找刘楚昕——这个隐藏其后的大男主的真身。所以这是一次情感战胜理智但最终仍有所回归的阅读过程，迫不得已，但并不乏味，却也不够精彩。一如小说的名字，这是否是作者为读者预设的泥潭，我不知道，我身陷其中。

之所以觉得《泥潭》带来的泥潭是绕不开的，一个题外之意便是流量。是的，泥潭之所以成为泥潭是其中的物质流速过低而产生的一种滞重和陷落感，而《泥潭》成为泥潭却是因为流量过大、流速过高，着实吊诡。据不完全统计，《泥潭》在预售阶段就显示出了强大的市场吸引力，从今年6月12日开启预售开始，仅用了8小时便突破了5万册的销售记录。首日销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万册。到了7月初，《泥潭》的总销量已超过40万册，这一数字被认为创造了近年来文学出版的奇迹。而在网络端，各大社交平台、专业媒体之间，有关作者的话题也是热度不减。虽然刘楚昕在采访中直接表示自己感到不安，因为公众的关注点似乎更多地集中在了他的个人故事而非作品本身。但事实上，青年作家刘楚昕就此一炮而红，出版社赚得盆满钵满，网友收获情绪价值，读者重拾阅读兴趣，包括严肃文学本身也终于从“冷板凳”上挪起屁股，重新站到了一众文化产品的高光区，哪怕只是暂时的。所以《泥潭》在为我们带来多角色、多视角、多线索的文本之外，还贡献了近年来大众文艺生产活动中罕见的多赢。当然，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暂且不去想，刘楚昕是否能保持初心（出于对哲学的信任，我对此抱积极态度），出版社是否会迷失评价体系，网友是否只热衷娱乐至死，读者是否会大失所望，严肃文学是否在经历至暗时刻前的回光返照。让我们还是先把目光收束起来，在黎明前踏进绕不开的泥潭。

初入《泥潭》，迎面走来的是好莱坞电影《日落大道》式的开场，一个亡人——在个体生命、种族延续、文化继承、现实突破等任何维度彻彻底底的亡灵，开启了他的讲述，破损的、失序的、支离的、多向的。你以为这只是作者构建舞台时间线时的蒙太奇，等到帷幕缓缓拉开，一个精彩纷呈的多线索历史故事将热闹开演。但舞台之后还是舞台，帷幕之后仍是重重帷幕。在幕与幕之间，时空转换中，升腾起一股混合着存在主义焦灼与形而上学式炼化人物的瘴气。这股瘴气明确了泥潭的存在，也模糊了泥潭的边界，对于单纯的文本阅读者是致命的诱惑，在完全丧失阅读渴望前，能否窥见真身，全凭造化。

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判断力，读者会在自己的沉沦之路上找到同行之人。无论是恒丰作为亡灵不得不继续审断生前的罪与耻，在他面向多时空的自我独白中，“生”与“死”、“罪”与“罚”被思维的手术刀精准剥开并强制同框。这种看似破碎的时空拼贴，实为作者思维的凌厉外显（虽然作者在过程中留下了太多有意为之的痕迹），而这也奠定了《泥潭》作为存在刑场的哲学基调。

当我们被亡灵的迷瘴缠裹向前，以为将坠入更深沉的晦暗，第二重幕布豁然拉开，展现的是革命者关仲卿从理想点燃到权力异化的生命轨迹。其间的转变被刘楚昕以符号般的精度压缩提纯，在省却人物转折的情感铺陈后，作者只留下几个动作与意象作为路标，残酷地指向了理想如何成为吞噬自身的泥潭。个体的道德缺陷与历史的浑浊恶意在此闭环。

紧随其后，第三重幕由马修德神父以时过境迁的回忆录推开，他看似要以客观而全知的视角补完之前篇章中的断点，其实却在字里行间暴露出神父的三重困局——无法救人、无法救己、神必陨落。马修德和他主持的修道院并非历史狂飙中的避风港，而是刘楚昕思维逻辑的终审席：个体挣扎与宏大救赎，皆为虚妄的回声。只剩下“泥潭”和面对“泥潭”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泥潭并非可供瞻前顾后的景观，而是裹挟着历史惯性、道德重负或信仰激流的深坑。他们选择在黎明破晓前的晦暗混沌中，凭借各自不同的缘由——家族宗情所系、信仰之光牵引、理性判断驱动，甚至是认知初醒后的蛮力挣扎——主动或被动地踏足其中，留下深浅不一却都清晰无比的跋涉印记。

这样的阅读体验其实颇有《神曲》的境况，因为在深处，读者还将看到同样在泥潭中苦苦挣扎的刘楚昕，他正手拿巨斧一次次砍向构成其肉身的文本。在这场近乎自我凌迟的文学实践中，一座由五十万字铸成血肉的大型历史组雕被删剐至十三万字的哲学标本，刘楚昕借此躬身踏入黎明前的泥潭。“永失我爱”的剧痛，于他绝非廉价的慰藉，更像一种生命的诅咒，一场只能摸黑进行、无法等到天明的战役。所以作者通神于形形色色的人物，赤膊上阵，删除庞大的历史枝蔓，让文本轻装简行，让文字寒芒一点，让神思穿透哀思的迷雾，直指存在的要害——人如何在意义的废墟上，构筑哪怕瞬间的传奇？为让文本更精确地回应这一叩问，作者甚至主动暴露出叙事进程中的“刻痕”：那些意识流的生硬断裂、打破叙事节奏的价值输出、历史人物的刻意虚写与符号化。并借由这些“孔洞”，让读者窥见“生命缘灭”这一哲学母题的实验。可惜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文本的严肃性不断得到强化，但可读性一再降低（这或许并不是刘楚昕的本意），以致迫使叙述的重心从外部的宏大风云转向内部的幽微挣扎。这种挣扎最终沉淀下来，就形成了《泥潭》奇特的气质：它披着文学的外衣，内里却是一篇严谨乃至冷峻的生命哲学论文，文本中人物如同被精确设定的哲学概念，情节则服务于对生命终极困境的推演与诘问。

因此，《泥潭》的诞生轨迹及其最终文本，构成了一个互为表里的巨大隐喻，而在其快速下沉的引力之外，还有拙作文题的第三重所指——面向更为辽阔的写作未来。当青年写作者困惑于如何在时代的迷惘中起步，刘楚昕的“踏进”姿态给出了不俗的答案。他将个人的剧痛精馏为文本中恒妤的皈依病逝、关仲卿的从一而终、马修德与恒丰的互为忏悔。所有的修改——亡灵独白的增重、日记片段的插入、历史枝蔓的切除——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明晰地传递那个核心的形而上叩问：当道德基础崩塌，新秩序以暴力奠基，生命被抛入无根基的荒谬泥潭，人何以自持？人如何在那粘滞中，仅凭自身那点微不足道的“幽光”，去反抗虚无？在刘楚昕看来，他无法等到天光大亮、迷雾散尽、利害权衡清晰之后才躬身入局，将眼前的泥泞视作之后的调侃与资历。他恰恰要求在黎明之前，在一切还在暗涌翻腾、路径隐没、轮廓模糊的危险时刻，便凭着一腔孤勇或直觉的执念，毅然踏入那片绕不开的泥潭。而《泥潭》本身，那些淹没在历史虚构中未竟的挣扎与牺牲，最终构成一篇热烈而冷静的箴言：写作是绝对的长期主义，它可以步履蹒跚，但无法驻足观望；最终的路径与岸的模样，唯有在你深一脚浅一脚、凭着微光在不可知的黑暗中独自蹚出来的那一刻，才会真正显现。而刘楚昕沉入黎明前泥潭的经历，最终在文字的尽头，为他与同样的青年写作者投射出一道倔强的幽光：路，不在预设的蓝图上，而在每一次孤注一掷的深陷与挣扎之后，脚下踩出的那行歪斜却真实的印痕里。

《泥潭》

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