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浦镇天妃路与总管弄交汇处向南有一段并不长的巷子，要不是有门牌号写着“北盐廒街”，一般人都以为这条并不长的巷子只是一条里弄通道，其实乍浦历史曾经有过南盐廒街和北盐廒街。盐廒从文字上看，就是盐场贮盐的仓库，据《乍浦镇志》记载：“清代乾隆元年（1736），乍浦南门外教场南口建盐廒25间，分调、和、鼎、鼐4廒，储运宁波运乍浦食盐，由分司调拨各地。”这证明南北盐廒街曾经是乍浦应盐而兴的一条由盐业储存和产销而形成的商业街。由此可见，当时乍浦盐廒街的盐业储存和产销是有一定规模的。
一
乍浦紧靠杭州湾，丰富的海水资源为制盐提供了有利条件，沿海居民凭借天然的大海，引潮制卤，以卤煮盐为业。据《乍浦备志》载：“盐场有五，惟芦沥场属湖，其在乍地者，自独山至西海口与雅山下，皆晒灰煮盐之所，而高公山外，著称公冶场，其盐又松白，胜西海口灰场之盐，但东之所出较西少耳。”这一记载说明，乍浦曾是晒盐的基地，盐业生产相当发达。有史料记载，秦时，乍浦一带已遍布盐场，面积达一万余亩。到了西汉时期，吴王刘濞（公元前215-公元前154）在其东南沿海封地开辟盐场，设场置团。当时乍浦东置盐场，名南场，设六团，位于雅山南的包家埭沿海一带。包家埭的包氏一族，据传其祖先是春秋时楚国大夫上将军包胥的后裔，在吴王刘濞得东南沿海封地后到中原各地招募众多民夫“成聚吴国”辟建盐场这一时期，包氏一族即从中原迁移至乍浦的海边盐场以煮盐为生，从此在乍浦落脚生根，一代一代传承，以产盐为业，从海水中获利。盐民在这方土地上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史称“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明代时，盐衙门将包家埭盐场编为海沙场十团，据明天启二年《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盐课》记载：“十团灶丁并催目计七十一丁，办盐一百四十五引。”若按每引150公斤计算，年产盐折合21.75吨。清代时，十团分为东十、西十两个团，分别各设盐灶2处和6处。至今，包氏一族保持着生性豪放，注重义气的风格，这也许是他们祖籍中原，移居东南沿海后只能“靠海吃海”，只有依靠大家相互照应，才能抵抗地方恶势力欺侮而育成的生存风格。其实包姓人口在平湖市境内并不多。查2012年出版的《平湖市志》第二篇第二章《人口构成·姓氏》统计：至2005年，平湖全市包姓人口共968人。而包家埭村落就有700余人，约占70%以上。可见以煮盐为生的包家埭包姓居民之集中和兴旺。
到了唐代，乍浦盐场的盐业生产发展加快，为此唐贞元五年（789）乍浦设下场榷盐官，榷盐官是唐代实施“榷盐法”后负责盐场官收官卖制度的官员。从乍浦设下场榷盐官的史料看，当时乍浦的盐业生产确有一定规模。
唐代乍浦设下场榷盐官的第一任榷盐官就是唐代“诗仙”李白之子李伯禽。有关李伯禽在唐贞元五年（789）出任乍浦下场榷盐官一事，《平湖县志》和《乍浦镇志》均有记载。而在宋代人撰写的古代文言的第一部纪实小说《太平广记》中也有这样一段“花边新闻”式的记载：“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兴监徐浦下场籴盐官。场界有蔡侍郎庙，伯禽因谒庙，顾见庙中神女数人，中有美丽者，因戏言曰：‘娶妇得如此，足矣。’遂沥酒祝语之。后数日，正昼视事，忽闻门外有车骑声。伯禽惊起，良久，具服迎于门，乃折旋而入。人吏惊愕，莫知其由。乃命酒肴，久之，祗叙而去。后乃语蔡侍郎来。明日又来，傍人并不之见。伯禽迎于门庭，言叙云：‘幸蒙见录，得事高门。’再拜而坐，竟夕饮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许蔡侍郎论亲。’治家事，别亲党，数日而卒。”
宋代人撰写的古代文言纪实小说《太平广记》，有关李伯禽在出任乍浦下场榷盐官一职时因戏弄神女而死的传奇故事，在平湖古代的不少诗歌里也广为流传。清代平湖人冯应泰所著的《东湖棹歌》八十六中写道：“古冶场中春不禁，梁庄城外落花深。妾如神女遭郎戏，地下终须遇伯禽。”清代胡昌基的《东湖近咏》四十五：“东南百里尽盐场，乍浦名称肇李唐。莫话慢神身死事，锦衣捉月本猖狂。”这些诗中都提到了李白之子李伯禽在乍浦任榷盐官时慢神身死之事的传奇。
李伯禽是李白与结发妻子许氏生的儿子。李白曾在不少诗里写到李伯禽极为聪明，但远不能比肩父亲。纪实小说《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关于李伯禽出任乍浦下场榷盐官时戏神女而死的一段传奇虽是纪实小说，但戏神女而死的虚构成分较多。然而从这段传奇故事中却可以看到的一个信息是，李白之子李伯禽确实出任过乍浦下场榷盐官一职。也足以证明当时乍浦的盐业生产在唐代有一定份量。
二
具有悠久历史的乍浦海水晒盐史，也是一代一代盐民不断提高制盐工艺的历史。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乍浦盐民创造和总结了海水晒盐的三种方法：一是制卤方法：盐民先将傍海返潮之地平整，筑埨，浇灌海水，使土含盐质，再以铁制木柄拖刀（碎灰泥用）刮聚浮泥，木耙（松灰泥用）翻晒数次，使咸泥干松，以拨锹（长形，两端有索）集灰泥，这叫“捂灰”，然后用竹畚箕将灰泥挑到卤潭边堆积，称“挑灰”，再用海水浇灰堆，俟其自行淋入卤潭即成，这叫“淋灰”，潭内鲜卤可煮可晒。卤优者每担可产盐35斤，劣者每担仅产15斤。二是煎熬法：据清宣统元年（1909）7月计，乍浦芦沥场设煎灶105座，因兵燹逐渐坍毁，后仅剩52座，海沙场有42座。煎灶是在一矮屋内掘一长1丈、阔5尺、深3至4尺的土坑，上置盐盘，盘前置铁锅2-3只，为煮盐用，有烟道通室外，矮屋四壁及屋顶开设气孔，每年从农历二月初二日起灶，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封灶，中间可停煮。开煮起灶需由灶主（称盘主）负责到场官处领签，然后才点火开煮，每签煮24小时，可煮24盘，每盘产盐60至80斤，当时乍浦镇包家埭的大十团建有4灶，小十团建有1灶，年产盐2万斤。日寇侵占乍浦时灶被毁，盐民迫于生计，自制白铁盘在野外烧煮，俗称“洋盘盐”，煎盐色微黑，味涩苦。三是板晒法：清光绪年间出现板晒盐，盐板长约6.2尺、阔2.5尺，高0.1尺，每板全年可晒盐200余斤。此法较为简单，用木勺将卤浇在晒板上，经日晒，板底现白色颗粒，用铜耙或木板等刮起即是。晒盐色白，粒大而味鲜。板晒食盐一直沿用到解放以后。至今在雅山社区还有居民保存着板晒食盐的晒板。
说到乍浦海水晒盐，乍浦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能回忆起盐民劳作辛苦的场景，并能哼上几句在乍浦流传的一首“盐民苦”的民谣：
“盐民苦，晒盐勿是人来做，三根肋骨饿瘪肚，无田无地晒盐苦。常遭无米等下锅。盐民苦，晒脱人皮勿罪过，风潮落雨日难过，冲掉盐灰白辛苦，无米只好焐番薯。盐民苦，三更鸡啼扛灰锄，走路不睁眼窝珠，放掉灰锄去提卤，提罢盐卤泼盐浒。盐民苦，挑干潮港白糊糊，天还没亮刨盐土，一锄三寸两垄多，哪有吃饭茶功夫。盐民苦，卤井嘀嗒滴盐卤，拢起盐灰山一座，赤脚拢到卤窟顶，背驼挑灰汗簌簌。盐民苦，东方云彩露红曙，盐盘掇好太阳出，卤浸盐盘门板大，鸣吱鸣吱力无助。盐民苦，日头摆中到正午，盐场无荫像火炉，烫厚脚皮像车辐，踮起脚来当手做。盐民苦，精细白盐装满箩，一早挑卖私盐路警察强扣像凶狗，罚脱洋钿还受侮。盐民苦，官府乡保来征赋，捐税勿交苦头多，上吊投河也屈死，比死难过无活路。”
民谣“盐民苦”道出了乍浦盐民的艰辛，尽管盐民身受斥卤潮湿之浸，过着吃糠咽菜，啼饥号寒的苦日子。但为生计所迫，还得拼死拼活，午夜即起，夜以继日，劳作不息。
乍浦的盐业生产从秦时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到解放初期的1952年，有10个村停办盐场，693户盐民共3308人先后由政府安置务农。1958年，在全国“大办工业”的形势下，沿海恢复晒盐。当时平湖县投资3万元，开办了地方国营盐场，场部初设包家埭，后迁至乍浦木场，全场有生产工人56人，有盐田300亩，滩地85亩，当年生产食盐242.14吨。同时平湖还有全塘、黄姑的5个队办盐场，有盐田2000亩。1959年，平湖三中（校址乍浦半爿街会馆桥西堍）响应号召，在小十团开办盐场、化肥厂，有盐田27亩，建有淋池17个，年亩产食盐3000斤。苦卤1500斤，全年产盐达81000斤，苦卤24300斤，生产氯化钾2万斤、钾镁化肥12万斤。1960年，乍浦盐场并入乍浦盐肥厂。1961年，包家埭盐田转为队办盐场，大片盐田改为农田，1962年10月26日乍浦盐肥厂正式停业。1986年盐场全部停办，仅剩的300亩盐田改为县水产养殖基地，乍浦的盐务管理所也随之撤销。
三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中，盐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盐是人体机能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方面盐所串联成的庞大盐业，与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经济、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左右着国家命脉。因此，盐历来为国家专营，国家对私贩私盐的处罚尤为严厉。中国历代对私盐打击的力度是相当大的。汉武帝时，对私盐贩子“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钛左趾”是在左脚趾挂上6斤重的铁钳，“没入其器物”是没收生产工具，煮盐的工具当年也相当值钱。唐代“自淮北置监院十三”，捕私盐者。私盐贩子要杀头，连相关官员都要连坐。五代时，盐法最严酷，贩私盐一斤一两就可以正法。宋代略“宽松”了一点，无非是杀头的标准调整为三斤或十斤。中国历史上私盐真正成为政府的心腹大患是唐末以后。从大的方面来说，“均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化，这样导致国家税赋分流进入大、中、小地主手中，国家田赋收入降低，那么就更依赖盐利及对其他民生经济资源的垄断。另外由于土地关系的变化，无地游民、杂役、雇工越来越多，这些人在生活没有着落的时候，极容易成为从事贩卖私盐的亡命之徒。例如天宝年间盐价极高，普通百姓几乎购买不起，但盐又是刚性需求，每个人都要吃的。利之所在，人共趋之，所以私盐开始泛滥，官府酷刑亦不能止，甚至愈禁愈猖。尽管历史上统治者实行了对私贩私盐严格的处罚政策，但贩盐产生的利益还是让许多人铤而走险。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贩盐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让许多人孤注一掷，不惜私产、私贩食盐。
乍浦历史上的海水晒盐不但产盐多，而且质量也好，尽管历朝历代对盐实行国家专营，但仍有不少私盐贩卖者从乍浦盐廒街或者直接从盐农手中偷偷购进食盐去贩卖。打击私盐贩卖也成为历代在乍浦负责盐业管理机构的职责。据史料记载，明代乍浦巡检司，配有弓兵应役，负责巡缉私盐、捕捉盗贼之事。明嘉靖九年（1530），乍浦巡检司配有弓兵百人，与正规军队一同操练，倭乱平后，万历中存38人，天启间减至34人，仍司巡盐、捕盗之责，但已不再随军操练。乍浦千户所各设查缉私盐的巡军12名。明代巡检司所属弓兵有巡船24只，每季限获私盐18000斤，遇闰再增加6000斤，巡船8只。守御千户所和后所巡军有巡船4只，每年限获私盐1200斤。万历三十六年（1608）规定，限获私盐数折银价，如兵丁没有缉获或不足，就在饷银中扣除。
清初沿袭之，乾隆年间（1736-1795），乍浦巡检司下辖弓兵31名。道光十九年（1839），有弓兵30名。同治三年（1864），乍浦设检卡，以防岱山私盐进入。清代盐捕每年限获功盐（私盐）72000斤，弓兵限获功盐78000斤，如捕役无获，每斤折价2厘5毫扣饷。康熙年间，改定盐捕限获功绩银78两，珠车银1.326两，船价银12两，盐犯折抵银5两，共320.0186两，解交盐道。雍正七年（1729）申严禁例，私贩绝少，遇有缉获则逐案详报，以盐斤折价汇解盐道，抵绩交公。 乾隆年间，巡检司所属弓兵每年限获功盐（即私盐）各3900斤，如无获，则以每斤盐折价银2厘5毫扣饷，上缴盐法道。同治、光绪以后，有缉捕营派队游弋，时来时往，谓之大巡。由盐公堂（即纲商）编船数号，到处巡查，谓之小巡。遇有缉获，仍按旧例，逐案解银，悉数充公。然大巡不能保持经常，小巡不能遏止巨枭，故私盐贩卖不能绝迹。民国7年（1918），有盐警驻乍浦，负责乍浦至全公亭等交通要道巡查、缉私。民国18年（1929），有缉私第二营巡船21只，在嘉兴、海盐、平湖、乍浦一带河道巡弋。民国35年（1946）5月1日，分区设防缉私，设第一区区部于乍浦，下设3个警队，第一队驻海宁，第二队驻全公亭，第三队驻澉浦，负责缉查私盐。
尽管历朝历代对盐实行国家专营并实现严格的缉私手段，但贩卖私盐的事件仍旧屡禁不止。过去私盐贩卖者一般都是靠肩挑走路，而且从乍浦偷偷购进食盐后，根本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偏小道。而离乍浦镇有3.5公里的马家荡过去曾经是一处荒荡，那些私盐贩卖者为了躲避官府盘查，一般都在晚间和凌晨从乍浦挑着一担担盐选择走马家荡的路去贩卖。从乍浦镇到马家荡这条小道，一般要走小半个时辰，那些私盐贩卖者肩上的担子也有点重了需要歇歇脚，这个歇脚的地方后来就有了“卖盐桥”的名称。而据有关史料记载，以前在乍浦对私盐贩卖的管制有一个范围，据说乍浦城外马家荡“卖盐桥”南查到私盐贩卖要处罚，过了桥北就不管了。正是这样一个私盐贩卖的管制范围，使私盐贩卖者到了马家荡“卖盐桥”北就可以喘口气歇歇脚，天长日久，成了一种习惯，私盐贩卖往往在“卖盐桥”北休息的同时还交流私盐贩卖的情况。“卖盐桥”也由此出了名，至于“卖盐桥”的历史有多长，原来的“卖盐桥”是一座什么样的桥梁，周围的环境如何？已无人知晓，因为历史上的“卖盐桥”早已不知几易其桥。
现在的“卖盐桥”已是一座乡村公路桥梁，“卖盐桥”周边已建起了一座座居民楼房，“卖盐桥”东侧是一个乡村小公园，建有一个凉亭，昔日的“卖盐桥”周围已成为马家荡村一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