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里，外公有一把二胡，很普通的一把二胡。外公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也不打麻将不打牌，倒是我外婆又抽烟又喝茶。所以如今回忆起来，对没有什么嗜好的外公来说，二胡或许是外公最长久的陪伴，虽然外公晚年也爱好集邮，但是一定不如那把二胡懂得外公……一个人能够爱上一件乐器，如同拥有一位亲密爱人和知音。记得有位爱吉他的朋友对我说，他飙吉他的时候，常常有琴身合一、如痴如醉的感觉。可惜我一件乐器都不会。

从记事起，外公家就在乍浦镇东八字桥乡下，住一楼一底的房子，后来才知道这一楼一底是土改时分到的地主家的房子，那是乡下极少见的坐西向东的一幢房子，我们住的是北侧的一楼一底。外公一家是这村里的外来户，只因解放前夕外公经常挑一个货郎担在此做杂货小买卖，待人和气，人缘极好，他又识字，乡下人都尊称顾先生，恰逢土改便在此分得地主家房子，安家落户，于是外公家的成分定了雇农，因为我们连贫农都不是。

从此开始，外公在人民公社大食堂做过厨师，在生产队做过会计，还在公社的砖窑厂工作过，那时自家也能种一点自留地。我小时候是外婆带大的，所以一直在乡下，上学后寒暑假也会去外婆家。时常看到外公在晚上或早上很早醒来时就拉二胡。每当我外婆嫌烦的时候，外公就会用半截铅笔当琴码搁在琴筒上，这样二胡就像被掐着喉咙只能发出很轻很闷的声音，伴着豆大的煤油灯火在黑夜中闪烁着轻诉着。

夏天的时候，外公经常在黎明就醒来，他会拿着二胡去我家北边的一个水车棚里拉琴，曾经把天亮前赶路的人吓着了，不敢前行，听那水车棚里有琴声，以为是闹鬼。后来说了，才知道是外公在那里拉琴。

而在土改时落户乡下之前，外公一家住在乍浦镇上。当时外婆家在镇上有蛮大的房子，四间门面的二层楼房，带大花园，通往花园的门是圆拱形的。外婆家是乍浦镇的邹姓家族，外婆的父亲是商人，当外婆家回到镇上老宅居住时，外公外婆已经在外漂泊多年了。外公曾经是上海梅花歌舞团的职员，随着剧团巡演到港澳和东南亚很多国家，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剧团在海外解散，外公一家一度留在越南做生意，因外婆思乡，举家回到上海，又因战乱和生活所迫，外婆希望回到乍浦老家，才回到了镇上的老宅。那时外婆的弟弟在武汉，妹妹在大连，族人也多离开小镇，镇上已无家人亲戚。

这些经历都是我后来才听长辈们说起的，难怪我外公外婆即使在乡下也一直穿着整齐得体。难怪外婆的皮箱里存着好多外公外婆和妈妈的照片，外公西装革履，外婆旗袍洋装。外公外婆的结婚照好美，而我母亲幼时穿着真丝乔其纱，带蕾丝花边的裙子，像个漂亮小公主。记得在“文革”开始时，那些原本珍藏的外公外婆的照片，被我大舅舅烧掉了，生怕被人看见这些在上海在国外的留影。我们本来就是外来户，万一被人看到这些照片，百口莫辩……

我想外公一定很心痛那些照片，因为他是一个爱拍照爱合影爱留念的人，照片后都写着何时何地及与何人合影的文字。外婆说我妈妈小时候放大的公主照都印了几十张，被外公送人，或写信寄给亲友。

或许外公不再心痛了，因为经历了数十年的漂泊与乡下生活，早已被生活磨砺得随遇而安，进退自如了。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小时候就被外公教育，什么忍一分天高地厚，退一步海阔天空。

也或许外公终究是心痛的，只是他不说而已。他有他那把老旧的破二胡，如同老友一般，相知相守，形影不离。不需要语言，不需要被人理解，不需要有人评价好听或者难听。只要外公与二胡的倾诉，彼此懂得就足够了。

外公拉着那时流行的“东方红”、“浏阳河”、“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曲调，偶尔也拉“二泉映月”、“病中吟”、“光明行”、“四季歌”及“紫竹调”、“梅娘曲”、“渔光曲”等，岁月在琴声里流淌而过，时而低沉，时而呜咽，偶尔也明亮欢快……

上世纪七十年代，外公住我家，当然还带着不离不弃的二胡。每当少年的我诉说抱怨人生的烦恼时，外公就劝说，人生就是苦的，好比黄连树下弹琴，要学会苦中作乐。

直到晚年，外公依旧会拉着他的二胡，琴是换过新的，依旧是一把普通的二胡，也舍不得买一把高级的。拉了一辈子二胡，外公也没有练成二胡演奏家，其中滋味只有外公与琴两相知。

与外公同住时，我也时常摸摸外公的二胡，锯木头似的终不成调，没有学会。我懂得太晚了，所以也没有相知相伴的一件乐器，否则人生就会多一个不离不弃的知音。

□ 袁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