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戚家骐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我和胡佩结婚已经六十周年了！回忆我们走过的道路，有艰辛、有困厄、有痛苦，但也有拼搏、有奋进、有成功，更有我俩互相的坚持、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情谊，如钻石般珍贵，亦如岁月般恒久。

1960年9月，我们于大学校园相识。毕业后两人分居两地：我留在宁波鄞县（现鄞州区），她则在平湖工作。这个距离如今走高速不过一个多小时，便能相聚相守；可当年从鄞县去往平湖，先要乘船，再转火车、换长途汽车，全程至少要耗费两天。那时调动工作也是极不容易的，我们一年到头，也只有寒暑假才能见上一面。每到周六傍晚，同事们都赶回宁波家中与亲人团聚，镇上的几家小店也早早关门打烊，街巷昏暗又冷清，只剩我孤身一人，伴着一盏油灯独坐度日。当初从繁华的杭州，来到偏僻冷清的乡间小镇，那份孤独、焦虑、压抑与烦闷，实在难以向外人道也。每每想起妻子胡佩独自在平湖，既要侍奉年近八旬的双亲，又要照管六七岁的孩子，肩上的重担可想而知。那时的我们，只能靠着一封封书信，互诉心意、彼此牵挂、相互勉励，真应了那句“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即便路途遥远、聚少离多，我们始终心怀笃定，坚信终有一日能够团圆相守，从此不再分离。

1976年，人员的调动政策开始松动。我的妻子是个胆小、谨慎的人，但为了团聚和互相照顾，她也鼓起勇气、大胆争取，抓住了当时的一个机会，一方面与平湖中学校长联系；另一方面向教育局局长反映。他们看了材料后，既是为了工作需要，又对我们表示理解和同情，同意把我调入平湖中学。我于1980年8月调入平湖中学。报到那天，我俩热泪盈眶地从沈永迪副校长手中接过了学校刚造好的教师宿舍钥匙，内心无比激动和感谢！10多年的期待、煎熬和反复，终于实现了我们团聚的目标。这仿佛春日里一缕温暖的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心灵的每一个角落。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与释然，如同重负落地，让人瞬间感到无比的畅快和自在。

当时我和胡佩心里有着一个朴素的共同心愿：满心感念张大为局长、李绪全校长等几位领导的关照与帮助。我们心中暗下决心，最好的感恩便是踏实工作，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各位领导的厚爱与成全。

确实，那时我和胡佩都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一路砥砺前行。我们原本就承担着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和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已是满额的工作量。可学校有特殊需要时，我们又接受了其他的任务：人民医院职工文化补习，每周六晚上三节文化课由我讲授；党校干部培训，周日上午三节语文课也由我承担；校内语文老师因病请假，我也随时主动顶课代课。我是超负荷工作的，因此那段时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步履艰难，但在平湖中学工作的八年里，我没有请过一天假。当时的这种上课和代课都是没有报酬的，但我的教育教学成绩始终表现突出。妻子胡佩一边坚守本职教学岗位，一边独自扛起侍奉老人、抚育幼子的家庭重担。我们二人心意相通、彼此体谅，各自默默坚守、无私付出。那段岁月，工作虽分外艰辛，付出虽倾尽心力，但我们实绩亮眼、无愧初心，内心也满是安稳与幸福。

1988年8月，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安排我到城关中学和职业中学担任校长。工作量之大和工作之艰难，我不再多述。我每天夜以继日工作，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日，我的妻子不仅没有一声怨言，而是大力地、默默地支持我。当初我为了积极争取资金，大力发展职业学校，在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千方百计向省教育厅申请补助、向平湖市政府和教育局争取支持，还积极对接相关人士，最终争取到了一笔可观的资金。这笔钱怎么用？我是想重点把钱用在大力发展职业学校上：征用土地，建造教育用房、扩建操场和添置教育教学设备。同时也量力而行地提高教职员工的福利补贴待遇。当时校内理解者不多，不解者不少，但我坚信为了发展职业教育，钱不能作为“福利”乱发，我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最后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平湖职业中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逐步成长为办学规范、口碑良好的优质职业学校，后来更是成为了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2005年1月我终于退休了，可以安度晚年了。我除了适当参加一些社会工作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看书、学习、练书法和进行家务劳动等。空闲时和妻子相互交流学习心得，我们有讲不完的话。尤其是在刚退休不久时，我们游历了祖国的山川大河、探访了名城古迹，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对祖国满怀无限热爱。

六十年风雨人生路，岁月跌宕，历程不凡。如今我们得以安然闲适、乐享晚年，由衷感恩祖国繁荣昌盛、日渐强大，也铭记感念各位恩人当年的鼎力相助与深情成全。那些艰难与温暖、泪水与欢笑，已成为我们一生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