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委党校 王晓燕
一、理论框架：文化、制度、技术的治理协同转化逻辑
四、技术维度：数字赋能与效能升级—转化的“工具支撑”
二、文化维度：价值重构与符号再生产—转化的“合法性根基”
六、结论与启示
三、制度维度：多元共治与流程再造—转化的“规则框架”
五、三维协同：传统治理资源现代转化的核心机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治理效能的发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立足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亦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蕴含“无讼”“德治”“多元调解”等智慧，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深厚滋养。然而，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资源面临双重困境：城镇化瓦解宗族组织导致传统治理载体衰落，现代法治与传统礼治的张力推高治理成本，而治理实践中文化、制度与技术的割裂更加剧了转化梗阻——文化价值未转化为制度共识，制度规则缺乏技术工具支撑，技术应用脱离文化内核，最终导致传统资源“闲置”与治理效能“损耗”并存。
浙江平湖以“息事无讼”基层社会治理品牌为载体，探索出传统治理资源现代转化的有效路径。“息事无讼”治理是指“平湖市基于道德教化、公序良俗、法律法规等采取非诉讼矛盾纠纷化解方式，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保障群众、企事业单位权益的情理法有机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即“以‘理法’解事结，以‘真情’解心结”。
本文以“息事无讼”治理为分析样本，通过剖析其“文化—制度—技术”三维协同实践，系统阐释三维维度的各自功能及协同逻辑，揭示传统治理资源现代转化的内在机理。
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化绝非简单的“复古复刻”或“技术嫁接”，而是一场基于历史传承与现实需求的系统性重构。这一重构的核心在于打破文化、制度与技术的割裂状态，形成“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文化为转化锚定价值方向，制度为转化构建运行规则，技术为转化注入实践动能，三者既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边界，又通过深度耦合形成动态平衡的治理生态。
（一）文化：治理协同的“价值内核”与合法性基础
文化作为社会共享的价值观、伦理规范与符号体系，是传统治理资源现代转化的“精神基因”。其核心功能不仅在于通过非正式约束降低治理的“情感阻力”，更在于为治理实践提供“合法性认同”——这种认同既包括对传统智慧的历史延续性认可，也包括对现代治理目标的价值契合性接纳。
从内涵看，文化的治理效能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价值导向，如“无讼”“德治”等传统理念，为现代治理提供了“和谐共生”的终极追求，避免治理陷入“工具理性”的异化；其二，符号凝聚，通过历史人物、习俗仪式等文化符号的再生产（如平湖对先贤陆稼书“无讼”典故的当代诠释），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治理标识，增强群众对治理实践的情感认同；其三，伦理补位，当制度规则存在空白或刚性过强时，传统伦理（如“亲邻友善”“诚信守诺”）可通过社会舆论、社群压力形成柔性约束，填补治理缝隙。
在传统资源转化语境中，文化的独特价值在于为现代治理“赋意”：它使刚性的制度规则获得情感温度，使抽象的技术工具承载人文关怀。正如平湖“息事无讼”实践所展现的，若脱离“和谐共生”的文化内核，调解制度便会沦为机械的流程操作，数字平台也会异化为冰冷的技术工具；唯有以文化为魂，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化才能获得群众的心理认同与行动自觉。
（二）制度：治理协同的“规则骨架”与运行框架
制度作为由国家或社会确立的正式规则体系（包括法律、政策、标准等），是传统治理资源从“经验形态”转化为“可操作形态”的关键中介。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明确权责边界、规范行为流程、稳定预期判断，将碎片化的传统治理经验（如民间调解、村规民约）整合为系统化的现代治理机制，为文化价值的落地与技术工具的应用提供刚性框架。
制度的治理效能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整合性，通过多元主体的权责划分，将传统社会中分散的宗族调解、乡贤说理等经验纳入统一治理框架，避免“多头治理”的内耗；其二，规范性，通过流程再造，为传统调解的“随意性”设置标准，确保治理过程的公平与可追溯；其三，适应性，在坚守现代法治底线的前提下，为传统礼治规范预留空间，实现“刚性制度”与“柔性传统”的兼容。
制度对转化的关键作用在于“塑形”：它将文化层面的价值共识转化为可执行的规则，同时为技术应用设定操作边界。例如，平湖《“息事无讼・平和调解”工作指引》既嵌入“情理法融合”的文化要求，又明确在线调解的证据留存、文书规范等制度标准，使传统“无讼”理念与数字工具的结合有章可循。
（三）技术：治理协同的“效能引擎”与工具支撑
技术作为治理实践中的工具、平台与数据处理方法的总和，是突破传统治理资源时空限制、提升转化效能的核心变量。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重构治理场景，放大文化与制度的实践效能，但这种“放大”绝非无边界的工具滥用——技术必须以文化为价值导向、以制度为操作规范，才能避免“工具理性”对治理本质的异化。
技术的治理效能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在线调解平台、移动终端小程序等工具，使传统“面对面调解”延伸至“屏对屏沟通”，解决农村地区“距离远、时间散”的调解难题；其二，提升精准性，通过大数据分析，将传统“经验判断”转化为“数据驱动”，实现矛盾纠纷的提前识别与精准介入；其三，强化协同性，通过数据互通，打破部门壁垒，使文化认同的“软约束”与制度规定的“硬流程”通过技术工具形成治理合力。
技术对转化的独特价值在于“增效”：它既让文化价值的传播更高效，又让制度规则的落地更便捷。但技术的应用始终受文化与制度约束——例如，平湖在线调解平台虽简化了流程，却严格遵循“情理优先”的文化原则，且所有线上操作均需符合《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的制度规定，确保技术创新不偏离“为民解纷”的本质。
（四）三维协同：从“单维发力”到“系统耦合”的转化逻辑
文化、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是传统治理资源现代转化的核心机制。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价值—规则—工具”的闭环：
文化为制度与技术提供“合法性基底”。文化通过价值共识降低制度执行的阻力——平湖将“无讼”文化融入《“息事无讼”工作方案》，使多元调解制度更易被群众接受；同时，文化为技术应用锚定方向——“平治110”平台的设计始终以“主动预防、情理兼顾”的文化理念为指导，避免技术沦为“冰冷的效率工具”。
制度为文化与技术提供“操作性框架”。制度通过规则整合将文化价值转化为具体实践——平湖“五步工作法”将“德法共治”的文化理念拆解为“发现问题—协商讨论—调解处置”的可操作流程；同时，制度为技术应用设定边界——“四级化讼”机制明确规定哪些纠纷可线上调解、哪些需线下司法介入，避免技术应用的无序扩张。
技术为文化与制度提供“效能放大器”。技术通过工具创新扩大文化影响的覆盖面——平湖“息事无讼”小程序使“无讼”文化突破地域限制，年轻群体用户占比达42%；同时，技术通过效率提升强化制度的落地效果——2023年平湖依托数字平台实现诉前纠纷化解率91.99%，较传统模式提升37%，印证了技术对制度效能的放大作用。
从本质而言，这种协同逻辑呼应了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合法性—规则—效率”的三重追求：文化为制度提供“价值合法性”，使制度规则更易被认同；制度为技术提供“运行边界”，使技术应用不偏离治理目标；技术为文化与制度提供“落地工具”，使抽象价值与规则转化为具体效能。三者的互动耦合，使传统治理资源从“零散的历史经验”转化为“系统的现代治理能力”。浙江平湖“息事无讼”实践正是这一逻辑的生动注脚，通过文化赋意、制度塑形、技术增效的协同，实现了“无讼”传统从理念到实践的全链条转化，为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激活提供了可复制的理论范式。
文化维度的核心是激活传统治理资源的精神内核，通过价值重塑与符号再生产，为现代治理提供“文化认同”，并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应用奠定情感基础。
（一）价值重塑：从“无讼秩序”到“心事双解”
1.“和谐共生”：传统社会秩序的价值理想
“无讼”思想背后蕴含着传统社会秩序的根本价值——“和谐共生”。“和谐”作为中华文化的基础色调，源自“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依靠的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顺应与利用，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则需要国家建立一套社会规则来规制。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长久以来，追求“无讼”、致力和谐、诚信敬业、尊老爱幼、亲邻友善等，都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目标。
2.“息事避讼”：纠纷化解的传统追求
为了实现“无讼”理想，“抑讼”成为古代官员普遍选择，主要采取以下方式。首先是官方引导，通过榜样示范、思想劝导、社会舆论等方式，将“无讼”的社会理想内化成为民众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次严格制度，通过制定严格的民事诉讼制度增加民众提起诉讼的难度，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诉讼制度呈现“抑讼”特征的主要原因。第三是民间调处，中国传统社会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民间组织是扮演重要角色的，民间组织调处民事纠纷后，再由官府对调处的结果加以认可，通过多种方式，达到息讼止争的目的。
3.“无讼”治理：平湖先贤陆稼书的智慧遗产
陆稼书（1630年—1692年），名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清初著名理学家，是清朝第一位入祀孔庙的先儒，历任江南嘉定县及直隶灵寿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康熙时期被赞誉为“天下第一清廉”。
陆稼书在嘉定、灵寿两地任职时，在处理司法案件中坚持公正断案，用非诉讼手段来化解矛盾纠纷，努力达到“化讼、息讼”的目标。他的“无讼”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教化预防，人本关怀。实现“无讼”的最佳途径就是对百姓施行教化，使其认识到有争端之心是可耻的，从而不产生争端。
乡里调解，息事化讼。在化解百姓矛盾纠纷过程中，陆稼书一般不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注意发挥乡长、里长的调解职能，减讼清狱。
寓情于理，身体力行。遇到百姓纠纷，陆稼书常常通过自身德行示范来劝谕、教化百姓。
传统“无讼”文化以“和谐共生”终极追求，但暗含“等级秩序”底色；平湖通过价值重构，将其升级为“以真情解心结、以理法解事结”的“心事双解”理念，既保留“和谐”的核心诉求，又注入现代法治精神与平等意识。例如，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调解员既援引“亲邻和睦”的传统伦理疏导情感（解心结），又依据《民法典》明确权利义务（解事结），使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形成互补。这种价值重构，为制度维度的“多元调解”提供了文化共识，也为技术维度的“在线调解”设定了“情理法融合”的操作原则。
（二）符号再生产：从“秩序权威”到“德法共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经济主体、社会主体逐步多元化，社会各方面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利益诉求越来越复杂。可是我国沿袭下来的以“条”为主的“条块管理”难以适应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的现实。同时基层村、社区不断被“行政化”，挤压了为辖区群众服务的时间，服务任务主要由上级政府下达，自主性不足，居民需求导向缺乏，造成基层治理机构无法与社区居民形成良好互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积极性不高。很多问题未能及时在源头解决，大量社会矛盾纠纷涌向法院，人民群众需要更加灵活便捷、成本低廉、依规合法的渠道来调处矛盾纠纷。
在价值重塑方面，平湖将传统“和谐共生”理念升级为“心事双解”——以真情解“心结”（情感认同）、以理法解“事结”（规则共识），既保留了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又注入了现代法治精神。
传统社会，“无讼”治理维护“秩序权威”。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提倡民众细故小事应该自行解决，推崇乡老家族调解、利用家族影响解决纠纷，减少地方治理压力。同时儒家思想致力于维护明显的社会等级差别，强调三纲五常的伦理意义，讲究长幼有序、尊长有别。在礼法交融的法律制度框架内，“秩序权威”成了传统“无讼”治理文化的思想基础。
现代社会，“无讼”治理崇尚“德法共治”。在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的同时，强化国民的法律意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社会解决矛盾纠纷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不再依赖于官员的职责权威和道德权威。所以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调解，更为主动地关注到涉事双方的利益和诉求，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纠纷。
在符号建构上，平湖深挖先贤陆稼书“教化预防、乡里调解”的治理智慧，通过符号再生产激活文化记忆：成立平湖市陆稼书研究会整理其理念，将“无讼”典故转化为调解培训案例；在村（社区）设立“无讼工作站”，以“老党员、老教师”等有威望的群体为调解员，延续传统“乡村有威信的人调解”的符号权威。这种符号再生产不仅强化了群众对“息事无讼”的文化认同（降低制度执行阻力），更成为技术维度“在线调解平台”的文化标签——平台首页设置“陆稼书调解故事”板块，使数字工具更具情感温度。
制度维度的核心是将传统治理经验（如民间调解、村规民约）纳入现代治理体系，通过多元共治与流程再造，为文化价值提供“规则载体”，并为技术应用设“运行标准”。
（一）多元共治：从“主官独权”到“协同网络”
传统社会，实行“主官独权”，百姓治理主体地位趋向弱化。治理主体主要包括地方官员行政管理者、司法裁判者以及道德教化者，在面对矛盾纠纷案件，官员可以对诉讼进行放权，委托族老、里长来调处矛盾。官员可以根据地方规定有选择性地准民来告讼、逮民来应诉、拘民来审理。百姓则是审理对象，在案件中处于被动和消极地位，只能依靠官员明断是非。
现代社会，实现“多元互动”，人民治理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不断建立健全和解、调解、信访、公证、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综合体系，这些解纷制度安排因需而异、循序递进、相互衔接，确保了各部门协调配合、各司其职，力促解纷成本最小化和公平正义最大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充满活力不是简单地化解和预防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而是行政推动和内生参与并存地落实到基层实践，激发治理主体内生参与动力，形成基层治理强大活力。
（二）流程再造：从“被动息讼”到“源头预防”
传统社会，主张“教化息讼”。历代官员都把教化放在治理首要位置，甚至把受理诉讼也作为教化手段，除了自我教育确立“无讼”治理目标的道义正当性之外，还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息讼策略探索。如果过于聚焦“息讼”“压讼”目标导向，有时候也会出现难以真正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的问题。如果人们不再指望通过司法诉讼维护正义、解决争端，那么司法这种社会压力的泄气阀也就失效了。人们可能会采取其他方式，比如使用暴力去解决争端。所以，这种“无讼”，可能掩盖着严重的矛盾，一旦爆发，冲击力和破坏力会更大。
现代社会，则更加注重“源头预防”。这种源头预防在继承教化引导作用下，对于矛盾纠纷的解决，更加强调主动预防，调解的现实效果是一种以调得解、以解为和的矛盾纠纷的诉源流程意识。体现风险点排查前置，也是一种着火点化解前移，更加注重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源，坚持问题导向和善治导向，既重视良性治理过程也追求良好治理结果。
针对传统调解“随意性大、效果不稳定”的问题，平湖创新“四级化讼+五步工作法”流程：村（社区）一级侧重情理调解（文化导向），镇（街道）二级引入法律评估（制度衔接），市级三级衔接司法程序（法治底线），诉讼四级作为最终保障；“提、议、调、督、评”五步法则明确从问题发现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标准。这一流程再造既将传统“教化预防”理念转化为“风险前置排查”制度（文化制度化），又为技术维度的“大数据预警”提供了分级处置规则——“平治110”平台根据纠纷等级自动推送至对应层级调解员，使技术赋能不偏离制度框架。
2022年平湖市诉前纠纷化解率达到96.43%，位列全省第一。目前全市8个镇（街道）全部建立“息事无讼”工作室、工作站，配备专兼职“无讼”调解员2103名。2023年，平湖市实现了民商事案件收案数和万人成讼率连续5年下降。平湖法院“息事无讼”解纷工作法获浙江省委省政法委认定的省级“枫桥式工作法”荣誉。2024年，平湖市司法局获评“全国组织宣传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息事无讼”相关经验做法先后被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南方周末等国内媒体高度关注和集中报道。
技术维度的核心是通过数字工具突破传统治理的时空限制，放大文化与制度的效能，同时以文化与制度约束技术应用，避免“工具理性”异化。
（一）数据驱动：从“经验判断”到“精准预警”
依托“平治110”平台，平湖整合网格巡查、信访投诉等多源数据，构建“十情图”（社情、民情等）智能预警系统。系统对“邻里纠纷”等高频问题的预警，既基于传统“亲邻友善”的文化敏感点（文化导向），又依据“四级化讼”中“村级优先调解”的制度规则（制度约束），实现“文化关注的矛盾”通过“制度设定的流程”由“技术工具精准识别”。
（二）平台整合：从“线下调解”到“双线融合”
平湖开发“息事无讼”小程序，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调解：当事人线上提交纠纷信息（技术便捷性），系统依据“五步工作法”自动分配调解员（制度嵌入），调解员通过视频调解时可调用“陆稼书调解案例库”辅助说理（文化支撑）。线上调解占比达35%，涉企纠纷线上化解率71.4%，既突破了传统调解的时空限制（技术赋能），又通过“电子协议签署留痕”保障制度执行（技术规训），更以“互动式文化故事”增强当事人认同（技术传情）。
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化并非单一维度的“形式复刻”，而是精神内核的创造性发展，文化、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是传统治理资源现代转化的“枢纽”，其互动逻辑体现为“文化赋意—制度塑形—技术增效”的闭环：
（一）文化为制度与技术“赋意”：从“伦理教条”到“价值共识”的重构
1.传统价值的现代转译：儒家“无讼”思想并非否定纠纷解决，而是追求“和谐为本”的治理境界，通过将孔子“使无讼乎”的伦理追求转化为“心事双解”的治理目标，实现情感认同与规则共识统一。平湖在制度设计中嵌入“德法共治”理念。例如，《“息事无讼・平和调解”工作指引》明确要求调解员在纠纷化解中兼顾“情理法”，既遵循《民法典》等法律规范，又参照村规民约、公序良俗等传统治理资源，使有威望的热心居民调解、家族协商等传统机制在现代法治框架下获得正当性。“心事双解”的价值重构使多元共治制度更易被群众接受，从而降低了制度执行成本。
2.文化符号的制度转化：借助陆稼书等历史人物的符号资本，平湖将“寓情于理”“乡里调解”等传统智慧转化为具体制度。例如，成立“平湖市陆稼书研究会”并制定《“无讼村（社区）”创建标准》，将历史叙事中的“教化预防”理念固化为现代调解员培训制度——要求调解员接受传统文化与法律知识的双重考核，形成“文化权威+法律权威”的双重合法性，“陆稼书符号”为在线调解平台注入情感认同，从而提升技术使用意愿。
（二）制度为文化与技术“塑形”：从“非正式惯例”到“规范化体系”的整合
传统治理经验的现代转化需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柔性传统”与“刚性规则”的兼容。平湖通过建立“制度—技术”适配机制，既释放数字技术的效率优势，又坚守法律底线与人文价值，体现了“技术治理主义”与“规则治理主义”的平衡。
1.多元共治机制的创新：借鉴传统“官民协同”治理智慧，平湖以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为核心，整合“三官一师”、村民代表等力量。“1+3+X”体系将“本村有威信的邻里调解”文化转化为可操作的参与规则。
2.解纷流程的标准化再造：针对传统调解“随意性大”的弊端，平湖构建“四级化讼”机制，为在线调解平台设定功能边界：一级、二级调解以线上初筛、分流为主，三级、四级调解需线下法律专业介入，即村级调解侧重情理疏导，镇街道调解引入法律评估，市级调解衔接司法程序，形成“预防—调解—司法”的递进链条。“四级化讼”流程为技术预警设定分级处置标准，使其可追溯、可监督，避免技术滥用。
（三）技术为文化与制度“增效”：从“经验判断”到“数字赋能”的升级
技术是传统治理资源突破时空限制的关键工具，但其应用需以“增强效能而非替代人本”为原则。平湖通过数字技术重构治理符号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使传统“无讼”文化从地域化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可触达、可参与的现代治理实践。
1.场景化传播激活文化认同：开发“息事无讼”小程序，设置“陆稼书故事”“调解案例库”等板块，通过动画、短视频等形式可视化传统治理智慧。例如，将陆稼书“以理劝讼”的典故制作成互动游戏，用户可模拟调解过程并学习“情理法”融合技巧，使文化传承从单向度的“说教”转化为沉浸式体验。2024年小程序用户活跃度达63%，年轻群体占比42%，表明技术载体有效突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代际隔阂。“平治110”平台使“无讼”文化突破地域限制，扩大了传播范围。
2.数据反哺优化文化理念：通过分析“平治110”平台的纠纷数据（如邻里纠纷占比37%、物业纠纷增长率12%），平湖发现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体”对情感联结的需求高于传统熟人社会，进而将“和谐共生”理念细化为“社区情感修复”目标——在调解中增加邻里茶话会、社区共建活动等环节，将数据驱动与文化柔性治理结合，“线上流程再造”使“五步工作法”效率提升，缩短了制度落地的时间。
传统社会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化，本质是通过文化、制度与技术的协同，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需求”的适配。其核心启示在于：文化是“魂”，需通过价值重构与符号再生产激活传统精神内核，为转化提供合法性基础；制度是“纲”，需通过多元共治与流程再造整合传统经验，为转化提供规则框架；技术是“器”，需通过数字赋能突破时空限制，为转化提供效能支撑；协同是“道”，三者的互动耦合形成“价值—规则—工具”闭环，是转化的核心逻辑。
平湖“息事无讼”治理实践不仅破解了基层治理的现实难题，更构建了传统资源现代转化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既不是对西方治理理论的简单移植，也没有对传统治理模式的机械复制，而是在本土实践中提炼出的“文化为魂、制度为纲、技术为器”的治理创新范式，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构建，既要吸收现代法治精神，又需激活传统治理智慧，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中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