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姚垚的收藏与发现
新发现的“周懒予先生围棋谱”稿本四册
二、陈祖源的鉴定与考证
三、金楙志的收集与编谱
四、对新发现“当湖十局”原稿本的细究
出生于湖州长兴书香之家的姚垚先生，从小受父亲影响喜好围棋。近二十年来在致力于围棋教育的同时，潜心于围棋文化收藏，尤其是收藏中国围棋古谱。其数量之多可称为民间收藏之最，超过了除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棋院以外的大部分图书馆，其中不乏《仙机武库》《玄玄棋经》《官子谱》《四子谱》等四百年以前的古谱，更有多种珍贵的手抄孤本，《围棋近谱》乾隆原版本目前只有姚垚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藏。
2023年，姚垚有幸觅得了一部四册题为“周懒予先生围棋谱”的稿本，原是已故围棋界前辈、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围棋队教练邵福棠的收藏物。一开始他并没有发觉它有什么特别或异常之处，直到8月份在筹建杭州天纵围棋博物馆、整理布展所用的古谱时发现了疑点——此谱共抄录200多局，封皮上却题写着“周懒予先生围棋谱”，但真正属于周懒予与人对弈的棋谱只有69局，更多的是他人对弈的棋谱，更令人惊讶的是，竟还有施襄夏与范西屏在当湖对弈的9局！
这个重大发现，让我激动不已。
陈祖源是我国著名的围棋理论家，著有《围棋规则新论》和《围棋规则演变史》，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的围棋规则《2008世界智力运动会围棋规则》的修订就出自他之手。
对于这部“周懒予先生围棋谱”，陈祖源先生经过细实而严谨的考证，在《“当湖十局”棋谱溯源与原稿的发现考证暨中国古代四大“十局”棋谱的原始编集者金楙志考》一文中认为：它是金楙志收集比较完整的底稿，是原稿本，而不是转抄本；其封面是被收藏者题名后加上去的；它是《组汇弈谱选》《围棋近谱》《梅会里周郑二家传谱》《周懒予先生围棋谱》《弈妙》的原稿本，也是“当湖十局”的最早出处。当然，在此文中陈祖源先生还有诸多卓有新见的论述，因与“当湖十局”关系不紧，故本文不再涉及。
为了证明这一次“当湖十局”原稿的发现实属意义非凡，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金楙志这位关键人物的编谱情况。
金楙志（约1655—约1739），嘉兴梅里（即梅会里，今嘉兴市南湖区王店）人，以弈棋与编谱著名，编印棋谱二十余年，直至去世。
明清之际的王店，棋风浓烈弥漫，围棋达人林立，周懒予是清初第一国手，王宇荣、郑谷耕、马季杰……各具个性，小有名气。过百龄、黄龙士、徐星友、周东侯、汪汉年都曾经到过王店，留下不少对弈谱和让子谱。因此，王店也有不少人热衷于编谱，李组江、周筼、盛如柏都有编著，当然以金楙志最为著名。
3.1.《组汇弈谱选》
金楙志最先编成的是《组汇弈谱选》。“组”是指李组江，因为棋谱是他收集的。据《嘉秀藏家集录》《两浙著述考》记载：李光暎，一名光映，字子中，又字组江，号叠庵，自署观妙主人，好藏书，尤喜金石，收藏甚富。李组江延请舅父金楙志将自己收集的“近谱百余局”“择尤妙者十之四”编成《组汇弈谱选》并作序，收录棋谱40局，以黄龙士、徐星友棋谱为主，刊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
3.2.《围棋近谱》一集、二集（初版）
约10年后，即在雍正四年（1726），刊印了金楙志所编的《围棋近谱》一、二集（初版），因为在此前不久李组江收得了离世未久的徐星友的遗藏。之所以名为“近谱”，是因为这些棋谱在对局不久后就收集得到，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实际上，《围棋近谱》一、二集是《组汇弈谱选》的新版（也可以说《组汇弈谱选》是《围棋近谱》的初版），即将《组汇弈谱选》分拆成两集，增加新收得的14局，形成《围棋近谱》一集28局、二集26局，且沿用了原来的金楙志序。
3.3.《围棋近谱》一集、二集、三集（二版）
约在雍正九年（1731），刊印了《围棋近谱》（二版）一、二、三集，增加的第三集有26局，以徐星友、程兰如、梁魏今的棋谱为主。
3.4.《梅会里周郑二家传谱》与《周懒予先生围棋谱》
早在《围棋近谱》二集本之后，金楙志就着手编印《周懒予先生围棋谱》，因为周懒予是清初第一国手，而且金楙志手头收有周懒予与过伯龄、汪汉年、周东侯、释野雪等名家弈手的对局棋谱共69局，却苦于已经没有经费刊印。正好有郑瞻远前来找姑父金楙志，要求把其兄郑谷耕生前棋谱与周懒予棋谱合编，资费由郑家提供。但郑谷耕只是一个乡里棋手，从未与名家对弈过，与周懒予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梅会里周郑二家传谱》收录周懒予棋谱69局，郑谷耕棋谱只选收2局（这2局也编入了《围棋近谱》第三集），而且只署“郑谷耕对子遗谱”，连对局者的名字也省略了。与新发现的“周懒予先生围棋谱”稿本两相对照，此稿本里保留着“郑谷耕、符子虚”这对局两人的姓名。《梅会里周郑二家传谱》有周筼（为周懒予同乡本家）撰写的《周懒予传》、金楙志撰写的《郑谷耕传》。
周懒予（1625—约1665），名嘉锡，字览予，梅里人，棋风绵密细腻，以柔制刚，上承过百龄，下接黄龙士，是清初第一国手。为此，嘉庆十一年（1806），盛如柏利用乾隆初年版的《梅会里周郑二家遗谱》重印周懒予的棋谱，使之成为我国围棋史上第一部专为一个棋手而编的对局棋谱。他认为周懒予是我国围棋史上的一座高峰，一个小小围棋爱好者郑谷耕的棋谱怎能与大国手并列？而且棋谱数量69与2也不成比例，于是删去《郑谷耕传》，也没必要再叫“周郑二家棋谱”，便改名为《周懒予先生围棋谱》。但郑谷耕那2局棋谱因为页码夹在中间（第二十八页）无法删去，不能少一页，又找不到周懒予别的棋谱来替代，只好保留，因此还保留了《郑谷耕传》中说明此2局棋谱的最后两页，拼接在《周懒予传》后面。
《围棋近谱》嘉庆十一年盛如柏的重印本，已经撤去了四集封面，成为完整的一本，同时用徐星友对姚文侯的2局棋谱替换了郑谷耕的2局棋谱。
3.5.《围棋近谱》一集、二集、三集、四集（三版）
约在乾隆五年（1740），刊印《围棋近谱》（三版）一、二、三、四集，四集合计100局。新增加的第四集有20局，全部是范西屏、施襄夏与他人的对局，包括他俩对程兰如、梁魏今的对局和排在最后的范西屏与施襄夏7局对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至三集四十页80局页码是连续的，而第四集的页码重新从一到十，毛笔字的风格也与前三集有所不同。这说明第四集刻印时编者已经换人，金楙志已经去世。此时距乾隆四年（1739）范、施在当湖对局仅仅过了一年。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组汇弈谱选》《围棋近谱》（共三版）《梅会里周郑二家传谱》《周懒予先生围棋谱》这四部谱集的稿源，绝大多数来自这次新发现的“周懒予先生围棋谱”金楙志原稿本。《围棋近谱》中极少量棋谱在原稿本里未发现，说明金楙志还收有别的稿本。这部金楙志原稿本总数超过200局，而《围棋近谱》共四集只刊用了100局，余下的估计日后继续编印第五集、第六集……可惜斯人不在，旧梦难续！
“当湖十局”是代表中国座子围棋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古代围棋棋艺的巅峰之作。但围棋界和文化界对现存流传的“当湖十局”（含第十一局）是否一定都是在平湖对弈的一直存有疑义。
关于“当湖十局”的来历与流传，一般认为起始于乾隆年初金楙志编的刊本《围棋近谱》第四集，其最后一局上面刻有“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9个字，“己未”即乾隆四年（1739），此年范西屏和施襄夏在平湖张永年家教棋时相遇并对弈。《围棋近谱》里有范西屏与施襄夏的对局棋谱7局（也有人认为这“第一局”前的6局不是在当湖对弈的）。二十四年后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印的《弈妙》上收录有8局范西屏与施襄夏的对局棋谱，其中2局为《围棋近谱》所未有，如此则有了9局。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印的《弈理析疑》有范西屏与施襄夏对局谱3局，其中1局是新见的，如是增加到了10局。道光五年（1825）刊印的《弈汇》出现了1局范西屏与施襄夏新的对局，至此才有了第11局。但界内大部分人士不太认可后面的这2局。
谨慎的研究者，如清末国手周小松和著名棋谱编集家邓元鏸都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现在流传的这十局棋谱都出自范西屏与施襄夏在当湖的对局，故只称之为“范施十局”。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印的《海昌二妙集》，才第一次出现了“当湖十局”这一名称。即使如此，棋界一般认为，除了这“己未弈于当湖”的第一局，其余流传的9局或10局不一定都是在当湖对局的棋谱，有可能是在其他时候、其他地方的对局。
在此之前，已经得到确认的，一是梁魏今、范西屏与施襄夏到过平湖张家并与张永年父子三人下了让子指导棋，这有《三张弈谱》和《张氏家乘》为证；二是现在流传的11局的确是范西屏与施襄夏的对局棋谱，这有《围棋近谱》《弈妙》《弈理析疑》《弈汇》《新旧弈谱汇选》《弈潜斋集谱·范施十局》《海昌二妙集》等古谱作为依据支撑。但作为“当湖十局”之名的棋谱，其出现、流传和相关故事，含有演绎的成分较多，大多是热衷于此的棋迷从极为有限的线索中通过想象和编造而成的故事，其真实性还缺乏考证。
现在，面对新发现的“周懒予先生围棋谱”金楙志原稿本（以下简称“原稿本”），我们就可以厘清和证实相关“当湖十局”的诸多疑问了：
4.1.原稿本的9局和传言中的13局
这次新发现的原稿本，在第4册里有范西屏与施襄夏的对局谱9局。经仔细察看与甄别，发现其稿笺纸与纸上印的框线是一致的，上端分为四个大小相等的小框；整面框线呈淡绿色；谱上的黑圈（表示黑子）、红圈（表示白子）都是钤印（用印模蘸色敲到需体现的位置）上去的，个别地方因第一次钤印不清又钤印了一次（所以有错叠，在第9局黑184处），还有一处钤印了一个空白红圈却漏填了数字（第7局白85）；黑圈、红圈里分别用黑色、红色书写了黑子与白子所走的步数。
这个原稿本里的范、施9局应该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当湖十局”棋谱了。在此之前，一般都认为“当湖十局”棋谱的最早出处是《围棋近谱》。而事实上《围棋近谱》的用稿就是来自于这个原稿本。这个原稿本里的范、施9局则来自于“程司农弈录”，因为在第一局上端第三框里有“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见程司农弈录时施年廿八范年廿三也”16个小字，“见程司农弈录时施年廿八范年廿三也”这些字在《围棋近谱》里是没有的，为第一次所见。本文上面已经讲过，载有范施7局的《围棋近谱》刊于约乾隆五年（1740），而范施当湖对局发生在乾隆四年（1739），所以说程司农把9局棋谱提供给金楙志的时间就在当年。这表明：程司农的弈录是第一手所得，金楙志的稿本是第二手所得。
我在《围棋与平湖》（中国围棋协会“围棋与名城”丛书之一）说过：“在没有确切资料出现之前，严格地说‘当湖十局’应该是范、施对局棋谱的合称，其中有他们在当湖张家所下的棋局，也可能有其他时候的对局。”而如今“程司农弈录”的出现，坐实了这9局就是范西屏与施襄夏在平湖对局的“当湖十局”。
那么，当年在张永年家作弈录的是不是就是程司农？张家弈录的“当湖遗图”到底有几局呢，最后怎么不见经传了呢？
范、施在当湖对局时，作为东家的张家肯定全部作了记录。张家连范、施两人与张氏父子三人的让子谱都一一记录下来了，才有后来《三张弈谱》的刊印，更何况是两位大国手的扛鼎之作呢！因此，张家弈录与收藏的“当湖遗图”就是“当湖十局”的原始稿；如果张家的弈录者就是程司农，那他手头的弈录也就是原始稿了，可惜现在只有9局。
传言张家弈录的“当湖遗图”有13局，同治年间（1862—1874），张永年的玄孙张金圻（字兰修）作《坐隐居谈弈理诗》七言古诗，提到了此事。诗中有“乾隆之季施范鸣，条理始终集大成。……当湖客舍十三局，旁观当作传灯录。念我先人雅好棋，棋中授受见而知”几句，并在“当湖客舍十三局”一句处注有“先高祖聘施范在家，有对弈十三局，叹观止矣”的字样，诗后注明：“诗中叙述渊洙，出自家乘，当可作为信史。”由此可知，范、施两雄确实在当湖对弈十三局。
但这“集大成”“叹观止”的13局谱录至今无人能见，实在令人遗憾。乾隆三十六年（1771），施襄夏在扬州病逝，张世昌（张永年长子）也在平湖病逝。次年，张世仁（张永年次子）在平湖病逝。再过四年，张永年也在平湖病逝。就在张永年去世的第二年，孙辈四人张罗着刊印了《三张弈谱》，作为对张永年父子三人最好的纪念。然而，孙儿辈他们不敢刊印范、施的当湖十三局，因为祖父、父辈都有交代——在范、施未离世前不得刊印（原因就是13局定有胜负，无论谁赢，输者必受大损）！至孙儿辈也不一定得知施襄夏已经病逝，更不知道范西屏所终，所以始终恪守着当初的“君子约定”，一直把范、施“当湖遗图”珍藏着，尽管期间有限度地披露几局，但没有全部一次性示人。当然，世事沧桑，张氏未曾刊行的“当湖遗图”可能遭“咸丰之乱”而毁灭或散佚了。上段提到的《坐隐居谈弈理诗》紧接下去的四句是“三张弈谱经兵燹，劫后还须寿枣梨。我祖作图为废弃，知音寥落感今昔”，从中得知《三张弈谱》经洪杨兵燹而毁，《三张弈谱》可劫后重印（“寿枣梨”即雕刻印刷成书长期保存之意），但“我祖作图”估计已经失落了。所以如果哪天在张氏或民间某处出现了这13局“当湖遗图”的原始稿，那定是一个惊人的天大发现，可能将会改写“当湖十局”的历史。我们要有耐心而静等着……
4.2.原稿本的9局和程司农的弈录
程司农，不知其名甚字啥。“司农”是其号还是官职？他是不是平湖人？他跟张永年家是什么关系？范施对弈时，他在不在现场？“程司农弈录”为什么只有9局？所有这些问题，现在还无从求证；有关程司农的记载，竟无片言只语，也无线索可寻，况且毕竟时隔285年了。但可以肯定，除了张家的“当湖遗图”，程司农的弈录是第一手所得，所以不管怎么样，程司农弈录的9局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最初的“当湖十局”棋谱。
4.3.原稿本的9局和《围棋近谱》的7局
《围棋近谱》里的范施对弈7局排在第四集的最后，标有“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字样的第一局则排在7局中的最后一局，也是整部《围棋近谱》中的最后一局。这就造成人们以为这“当湖第一局”是最后加上去的、是“近谱”里最“近”一局的感觉，造成对“当湖第一局”前面的那6局产生了是不是当湖对局的怀疑。
而原稿本将“弈于当湖第一局”排在9局的第一局，表明接下来紧跟着的8局分别是弈于当湖第二局、第三局……第九局。而且，录有200多局的原稿本里只有这一局的小框里编者写了按语。按照陈祖源先生的分析，说明当时金楙志获得此棋谱并听闻程司农介绍“当湖之盛”而难抑兴奋之情，故记下了这对确认“当湖十局”至关重要的16个字。如果有比这9局更早的对局，无论是按时间顺序还是为了防止误解，都会被放在原稿本“当湖第一局”之前，而不会夹在其中。比这9局晚的对局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当湖十局”之后范施再无交手。所以，可以肯定这9局就是“当湖十局”。
那么，原稿本里明明有9局，为什么到了《围棋近谱》只刊7局，那还有2局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位坚持编谱二十余年的金楙志在第四集刊印前去世了，继任的编者对棋谱的来龙去脉不够了解，导致硬生生地斩截掉了2局（原稿本的第4局和第5局），而且排序也与原稿本不同——如果以原稿本9局先后出现的顺序为准进行对应，那么《围棋近谱》的先后顺序则为9、3、7、2、6、8、1。继编者可能因为发现了范、施的年龄明显有误（时施年廿八范年廿三，实则时年施襄夏三十岁、范西屏三十一岁），便把“时施年廿八范年廿三也”连同“见程司农弈录”这个重要信息给删去了，幸好保留了“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这9个最最重要的字。
第二个原因就是《围棋近谱》前三集共80局，继编者决定总数100局，为保持每集基本平衡（28+26+26+20），第四集只能编进20局，于是将各类棋谱都缩减了几局，所以刊印后的《围棋近谱》与这部原稿本中的棋谱相比对，不仅仅范西屏与施襄夏的少了2局，也少了程兰如对施襄夏等重要棋谱十几局。原稿本里收存的棋谱数量较多，余下的不少重要棋谱则准备将来再编第五集、第六集。至于为什么将“当湖第一局”放在最后，很明显一是为了突出其醒目位置，二是为了表示后面还会继续增编（吊吊读者胃口），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续编。
《围棋近谱》四集本刊印二十四年后（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无锡吴峻刻印了《弈妙》。众所周知，从康熙末到乾隆末80年间，收集从黄龙士到范西屏、施襄夏的棋谱只有《围棋近谱》与《弈妙》。《弈妙》40局中有15局出自《围棋近谱》，25局是新的。但经过比对，那新的25局中有11局与金楙志原稿本上的相同，即原稿本中未收入《围棋近谱》的部分出现在《弈妙》里，包括范西屏与施襄夏的那2局。吴駉在《弈妙》序里说：“近有人自浙来，携范、施两先生新谱示余。”这表明有人从保存在金楙志原稿本中摘抄了部分棋谱携至无锡吴家。《弈妙》一、二编分别刊出范、施对局4局，《弈妙》一编的第一局即“当湖第一局”，后面顺序基本同原稿本，共计8局，独缺原稿本中的第9局。很有可能是抄者被时间限制，最后一局来不及抄了；或者是编选时为了前后平衡各选4局而放弃了第9局。
4.4.原稿本的9局和《当湖十局》的10局
比对原稿本的9局与陈祖德《当湖十局》（中国围棋古谱全集之一，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的10局，我发现了一些明显存在的差异：
一是各局前后排列顺序不同。如果以原稿本9局先后出现的顺序为准进行对应，那么《当湖十局》的先后顺序则为1、9、7、3、6、8、4、5、2。原稿本里无现传“当湖十局”的第7局。这个第7局最早来自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印的《弈理析疑》。陈祖德编著的1987年蜀蓉版《当湖十局细解》、2004年甘肃版《中国围棋古谱全集·当湖十局》、2005年中华书局版《当湖十局细解》和2012年中信版《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当湖十局》，这四部编著中“当湖十局”10局的先后次序都是一致的。陈祖德著作的影响巨大，造成了大家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了的10局排序。陈祖德细解“当湖十局”的排序不知来自于哪里，或许根本就序出无源。现将现“当湖十局”的排序与原稿本、《围棋近谱》《弈潜斋集谱》和《海昌二妙集》的相同局对应（例现“当湖十局”的第1局在《围棋近谱》里排在第7局），则发现各不相同，它们之间毫无规律可循：
应该说，在“当湖十局”发生160年后，除了原稿本，《海昌二妙集》第一次把标有“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字样的第一局排在了范施对局的第一局，第一次出现了“当湖十局”这一名称，也是第一次把范施全部对局（十一局）前后排在一起。
二是有4局版面方位不同。如果以现在习惯了的棋盘面方位进行比对，那么原稿本的第2局顺时针旋转了90度，第4局顺时针旋转了270度，第5局顺时针旋转了180度，第7局顺时针旋转了180度，但实际子位相同，只是阅读不便，影响不大。
三是有2局步数不同，相差甚大。原稿本第3局小框内记写“施襄夏胜七子半”“二百三十三着”，谱上也无234及以下各子；而《中国围棋古谱全集·当湖十局》标注“共二百七十着，施襄夏胜七子半”，蜀蓉版、中华书局版《当湖十局细解》和《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当湖十局》均作“共二百三十三手，施襄夏胜七子半”。原稿本第8局小框内记写“施襄夏胜九子半”“二百七十四着”，谱上也无275及以下各子；而《中国围棋古谱全集·当湖十局》标注“共三百十七着，施襄夏胜九子半”，蜀蓉版、中华书局版《当湖十局细解》和《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当湖十局》均作“共二百七十四手，施襄夏胜九子半”。
四是第1局有一子位置不同。原稿本第1局的白197位于横十竖二（即S10），此后《围棋近谱》《弈潜斋集谱》《海昌二妙集》的第1局也是如此；但陈祖德的蜀蓉版《当湖十局细解》中也是S10，但到了中华书局版《当湖十局细解》《中国围棋古谱全集·当湖十局》和《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当湖十局》时都是此子下移一格，即位于S9。
五是有1局漏标一着。原稿本第7局漏标白85，有红圈，无数字。而《当湖十局细解》和《当湖十局》的第3局均标上了这个数字。
六是有1局标的步数差一着。原稿本第9局小框内记写“二百九十一着”，实则只有290着。而《当湖十局细解》和《当湖十局》均作“共二百九十手，施襄夏胜十五子半”。
4.5.原稿本的9局和现所传的11局
由此看来，现传“当湖十局”里除第7局外的9局与原稿本相同，应认证为可靠的“当湖十局”（暂缺一局）。第7局是不是属于“当湖十局”，尚存可疑，目前仅有的证明还不够充分。而第11局来自于道光五年（1825）刊印的《弈汇》，是不是属于“当湖十局”，则更加可疑，至少目前还找不到证据来证明。这2局目前只能留待确凿证据出现再来证实。
综上所述，此次有关“当湖十局”金楙志原稿本的发现，可以为现传的“当湖十局”正本清源了。传言中张家的“当湖遗图十三局”昔时曾有存在，但至今无人可见，故无实据可证；所谓“当湖十局”的第11局，来历不明，不应属实；现传“当湖十局”中的第7局，颇有蹊跷，值得怀疑；金楙志原稿本的9局（第1局的白197应位于S10，第3局应为233手，第8局应为274手，第9局应为290手）最为靠谱，这才是乾隆四年（1739）范西屏与施襄夏在平湖对弈的“当湖十局”。至此，今后“当湖十局”各局的排序应以这原稿本的次序为准，已有的各种著述对与之相关不对称的信息都应该予以修正，包括本人执行主编的《围棋与平湖》一书。
（注：本文略有删减，版面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金楙志原稿本（左）与乾隆刊本《围棋近谱》（右）的“当湖十局”第一局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