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捷军
所谓“乡贤”，《辞海》《新华辞典》等权威文献似未明载。据学界考察，“乡贤”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后如明代汪循曾言道：“古之生于斯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是之谓乡贤。”另外，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解读表述和界定原则。经长期的历史传承，“乡贤”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概念、特定群体和相应的文化体系。本文拟以平湖为例同时又不仅限于平湖，谈谈对新时代乡贤文化的若干浅见。
一、传统乡贤文化的主要来源
乡贤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地域文化，同时又会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哺影响。因此考察乡贤文化首先应基于更为宏观的地域文化视角，具体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和研究视阈：
（一）乡贤文化的历史发端
考察地域历史有一个宏观的“三文”维度：距今约一万年的文化史（以新石器文化为发端），约5000年的文明史（如以良渚文化等为标志），以及约2500年的文字史（因浙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距今约2500年的越国）。当然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距今也已约5000年，但学界更多视之为“符号”而非规范的文字体系。民国著名史学家、海盐人朱希祖曾强调：“有文字而后有史。”这也是长期以来史学界的基本共识，因此考察乡贤文化可以有文字后的历史为发端。
距今约2500年即春秋时期，对平湖历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时平湖显然处于吴越争霸的焦点区位，即以现苏州为中心的吴国和以现绍兴为中心的越国之间的中心地带，尽管当时平湖尚未独立建县。一方面，从所处历史环境看，最早以越国为中心的古代浙江人曾与北方中原一样重武轻文，客观上如《史记》记载，当时浙江不仅“地广人稀”且十分落后，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只有“争强”才能“好胜”，故古人对浙人历来也有“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的历史评价，身处吴越争霸核心区域的平湖人自然在列。
另一方面，从平湖所处的自然环境看，有中国人文地理学“开山鼻祖”之誉的明代临海人王士性，在其名著《广志绎》中，曾将现浙江11市分别划分为三种文化类型，即杭嘉湖一带具有“水”的柔润和灵气，舟甬台温一带具有“海”的寥廓和大气，而金衢丽一带则具有“山”的宽厚和硬气，但同时它们又是一个构成浙江文化的有机整体。而地处水乡又面临大海的平湖人，既有水的柔润和灵气，又有海的寥廓和大气。同时我们境内，虽有山不高，但平湖人同样有硬气。如鸦片战争时，乍浦就发生过海防阵地数百名官兵未后退一步，全部战死疆场的悲壮事迹。这就是平湖地域文化的独特秉性和本质特征，而当今“平和报本，勇猛精进”的平湖精神正好从以上灵气、大气和硬气三方面印证了这一点。如平湖学者陆爱斌研究认为，“平和”可视为是水和海的柔润与寥廓，“勇猛精进”则可视为平湖人特有的“‘水性’人格”“以柔克刚，坚韧负重”的内在品质。那么“报本”呢？该研究还认为，平湖精神八个字的关键在“报本”，因而报本文化是“平湖区别于其他地方文化的特质和标签”，也是“平湖的标识文化”。而这种刚柔相济的地域文化精神同样是乡贤文化的重要发端，它将以此为基础生成，同时又以此为“根”和“魂”不断生长蔓延、传承弘扬。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乡贤往往被称为“士绅”，主要由官绅（包括现职、赋闲以及罢黜的官员）和学绅（包括文武进士、文武举人、贡生、监生、文武生员）等两个群体组成，他们一般都需要通过文武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和官学身份。这两大群体在明清时发展最盛。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一书中，曾阐述了他们在治安、税收、民事刑事案件处理、赈灾等公共事务、民众教化及民情传达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视这种机制为中国社会的“双轨”政治格局，认为如果这种机制不通不畅，严重时将会引发社会动荡。
学界进一步研究后还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实际具有三个中心圈层：以儒教为主的整体文化价值系统，以士绅为统治精英的社会管理系统，以及以中国家庭父权、家长制为特征的个体人格系统，而乡贤显然是以上述两端为价值规范又处于社会中间核心地位的重要阶层。因此在平湖学者许明观看来，相应的“乡贤文化是一种被文人群体和草根阶层普遍认同的文化共识，是乡贤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复合体”。同时学界也注意到，近现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传统乡贤的地位及功能正日渐弱化，一定程度上已被其他机制所取代，即长期形成的维系传统社会的内生动力逐渐削弱，而新社会形成的以党政组织为主体的行政力量则日趋强化。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又日益认识到并大力倡导，两种力量和机制实际应同等重要，需双管齐下，借以形成城乡社会治理的新格局。这也是当今日益重视乡贤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乡贤文化的发展过程
乡贤文化首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浓郁的亲和凝聚力，这是其立身之基、发展之本。但它又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内向封闭概念，而是一个与外来文化碰撞中不断磨合交融的发展过程，尽管这种融合起初可能呈现为一种被动状态。从浙江历史发展大环境看，以列入浙江博物馆新馆《万年百件大事记》为例，历史上至少有两次人口由北而南的大规模迁徙，这对浙江区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次始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西晋永嘉年间，所封八位宗王为争夺皇权而陷入十多年的自相残杀，从而使中国北部再次陷入战乱分裂），为此中原士族相继南逃，并在南方开始建立东晋政权。北方则不仅因为相互争霸天下大乱，而且旱灾、蝗灾等大规模自然灾害又使广大百姓雪上加霜、生存艰难，进而产生了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并使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从对南方及对浙江的影响来看，良渚文化“消失”后（学界认为其或为战乱或系海侵所致，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其实它已与其他文化相融合），浙江一度又成为“地广人稀”之地，并曾多次被边缘化。如史载秦始皇因惧怕越人，“乃更名大越曰山阴”，并禁设以越命名的行政区，故浙江学者林华东在《浙江通史》中认为，这“不仅摧毁了缓慢发展起来的吴越文明，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浙江大地文明发展的历史走向”。但另一方面还应看到，由北而南的人口大规模迁徙，不仅使北方的先进农业技术等陆续传至南方，并大幅提升了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通过不断的碰撞磨合，南北思想文化渐趋融合，从而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故这一时期又被学界视为是“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可见其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客观上还促进了中华民族从思想文化融合到整体统一的历史进程，如“中华”一词就出现于晋朝。
笔者曾专门研究过六朝江南一带方志编纂的发展过程。当时呈现出两种状况：一方面大量北人南迁，他们需要认识、了解新的南方地域环境与历史文化，故开始注重编纂各类志书；而南方土著则因受到大量南迁北人政治与文化优越感的刺激，地域意识同样日益强化，志书也同样成了他们维护地域尊严、增强群体观念的手段。值得关注的是，南下侨民既钟情于浙江的绿水青山，又受“清谈”“玄学”之风的熏陶浸染，因而似乎更钟情于山水志的编纂；而江南士族则更偏重于固本正名的人物传编纂，其深层次原因不言而喻。之后两种状况渐趋融合，一并构成了江南方志编纂的共同特征，以至被谭其骧、仓修良等学者视为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第一次高潮”和“方志发展的重要源头”。
中国历史上另一次人口大规模迁徙则始于北宋的“靖康之耻”（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南下攻取位于今河南开封的北宋首都，并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从而使北方再次天下大乱）。当时迁移总人口达500多万人，从而开始使南方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北方。而这一次实际上还直接奠定了南宋立国——杭州，这大幅提升了浙江在全国的地位并一直延续至今。南宋发展对浙江的影响已无需赘言，当今宋韵文化之红火有目共睹，乡贤文化的发展当然也会受其影响。
从上述包括平湖在内的江南文化发展看，外来文化从冲击碰撞到渐趋融合是影响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从全省范围看，较为典型的一次是东汉王充，对当时已渐居主流的儒家文化，他既未全盘接受，也未一概排斥，而是提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从而开了浙学求真务实之风，被视为“浙江学术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有“浙学开山之祖”之誉。又如隋唐五代的浙江，儒、释、道三教由当初的碰撞到日益互补融合的多元格局，同样体现了浙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度。它们对平湖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影响自不待言。而地域文化的主体是人，因而它同样会对其产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乡贤文化的与时俱进
其实，与前两次人口大规模迁徙一样，近代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又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直接动因便是鸦片战争，其后还有太平天国战争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对包括平湖在内的浙江以至长三角地区而言还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鸦片战争在浙江爆发并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二是以上海为中心，实际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学界又有“近代化”之说）的艰辛探索进程。
春秋时期，平湖与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国关系更为紧密，与此不同的是，近代上海的快速崛起，不仅迅速增进了上海与平湖的密切联系，使传统地域关系中心产生了位移，而且直接拉动了平湖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如太平天国战乱时期，以逃难人流为主体，上海人口从1852年的约54万人猛增到1910年的近130万人，据统计约有40%来自浙江，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包括平湖在内的周边地区。所以与始于西晋人口由北而南大规模迁徙所带来的被动融合有所不同，近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尽管也有“西风东渐”下的被动因素，但更多地表现为觉醒年代中先贤们的主动求索，因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走出去“开眼看世界”的平湖人，进而又对平湖发展持续产生了反哺影响。同样对乡贤文化而言，自此以后，它既不会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同义语，也不会带有被动融入的挫折感，相反显示更多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强烈的变革意识、舒展的开放胸怀和不懈的创新追求，同时又随着现代化交通、通讯等手段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呈现精彩蝶变。
这种局势还使以往由官绅和学绅组成的乡贤群体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仍然可将其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包括官绅、学绅等土生土长的本地贤达，他们仍然是乡贤的主体。二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域外名士。而且近现代以来，社会越开放，人口迁徙流动越频繁，域外乡贤比例越高，影响越大。当然上述两个群体又是一个相对概念，远到身处大洋彼岸的平湖人，近到平时生活在当湖，今天又回乡参加乡贤文化论坛的新仓人，他们对所在地而言都是乡贤。在此意义上看，与时俱进的开放是新时代乡贤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我们今天也应更多从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谋求发展。
二、新时代乡贤文化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内涵
（一）新时代乡贤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看，新时代的平湖乡贤文化至少有两方面显著特征，其实“平和报本，勇猛精进”的平湖精神正好从两个不同角度体现了这一特征。
1.浓郁的情感内聚力。乡贤文化首先应具有浓郁的情感内聚力，这是“平和报本”至关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否则乡贤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例如以通礼、冠礼、婚礼、葬礼和祭礼等“五礼”构成的礼仪系统便是凝聚家族情感和维系传统的重要形式。包括其后上升为规范体系的大量家训，它们通过在社会传播尊祖宗、孝父母、和兄弟、严夫妇、重教育、勉读书、崇勤俭、尚廉洁、睦宗族、厚邻里等一系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达到从最深处来维系社会的目的。孔子便早有所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再从凝聚传统文化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家谱看，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宗族研究最核心的”一个“谜”。即与西方强大的宗教基础所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的儒家等传统文化尚不足以构成这种强大声势，那么“一个高度分化的异质性社会，如何可能以同质性社会的单系继嗣群体作为社会组织”，相当程度上就是家谱。清代史志大家章学诚在其经典著作《文史通义》中便早有阐述：“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过于族。”又言：“家有谱，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当今学界更认为，中华民族正是由分散的姓氏宗族共同体开始，再到以文化凝聚的各民族阶层共同体，直到以炎黄子孙共同认同的大一统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既各有特征，又是有机整体，更是逻辑递进关系。更何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身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结构，即只有先“修身”“齐家”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从这个意义上看，应是先有谱，后有志，再有史，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应当从“别亲疏，明世系，正根本（欧阳修语）”这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认识新时期的谱牒文化。
以上所举家礼也好，家谱也罢，其重要前提首先就来源于以情感内聚力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当然今天看来，有些传统文化形式不免存在一些缺陷以至弊端，但我们不能轻言否定，而应守正创新，使其赋予新内涵，成为新时代的乡贤文化，为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2.强烈的外向影响力。从社会发展过程看，我们仍然可从最早的吴越之战说起，吴越争霸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孟子早有“春秋无义战”之说。之后吴越两地不仅地相邻，且习相俗，人相通，日显和谐交融，日见开放包容，从而形成了容括在“江南”“长三角”等一体之中且日益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如果说“平和报本”更多体现的是传统的内聚力，那么“勇猛精进”则体现的是更具时代感的外向影响力。两方面的有机组合才是新乡贤文化的典型标记。
当然这种外向性具有鲜明的双向特征，即既包括域外名士以自身的全新理念来反哺影响家乡，也包括本地贤达日益增强的开放和创新意识。这实际与他们在外时间和距离长短成正比，即在外时间越长和距离越远，感受和反差会越大。所以有学者认为“乡贤是在当代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居于优势地位且为村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并得到村民敬重的农村精英”，笔者不太认同这个观点，相反笔者认为当代新乡贤涉及地域更宽，涉及人群范围更广，远不仅局限于农村这一狭窄视域，同样他们所承担的使命相应也更高更重。
（二）新时代乡贤文化的主要内涵
新时代新乡贤文化的主要内涵是什么？什么才是支撑它的精神内核？地域文化精神对乡贤文化精神的形成肯定具有重要影响，但地域文化并不等同于乡贤文化；而且传统理念、历史印记也并不完全等于新时代的乡贤文化，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和研究的问题。笔者想是否可从以下三个既各有侧重又密切相联的不同层面得到启发，进而来确立新时代的乡贤文化精神体系。
1.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首先应强调，浙江精神同样包括平湖精神，平湖精神则是其生动体现和具体实践。2000年省委首次提出的浙江精神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但后有学者认为，这个概括相对范围过窄，仍有重要内容未予涉及。2006年，在以往基础上，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将浙江精神重新提炼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提出了“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这既是浙江文脉薪火传承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浙江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精神品格的科学提炼和深刻总结，更是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例如我们长期研究地域文化有一个深切感受和基本共识：相较于有些地区，杭嘉湖一带人更显“平实”，即浙江精神所强调的“和谐”“务实”等特质。从全省范围看，我省不仅有“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王充，有因创立阳明心学，而被中外公认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思想先驱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史影响最大的浙江思想家”的明朝余姚人王阳明，还有形成于南宋并日趋固化的“浙学”体系，其总体特点便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农商并行，义利统一。这是对中国历来重农轻商传统的一种公开挑战和反叛，但在浙江却顶着历代的巨大压力日益放大。这种精神和文化传统当然也会对平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到明朝时，平湖已市镇林立、商贾遍地，据《平湖县志》载：明中叶时，新埭已呈现出“饶鱼米花布之属，徽商群集，贯襁纷贸，出纳雄盛”的繁盛景象，以至这一时期还被学界视为是商品经济甚至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仅如此，从参观新建平湖博物馆等场所就可知，自古以来，浙江精神在平湖处处可见，时时可闻，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因而平湖地域和乡贤文化精神就是它的具体实践。
2.勇立潮头的“红船精神”。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光明日报》首提“红船精神”，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它既蕴含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同时因针对建党以来近百年的浙江历史，因而更具时代感。
而因“红船精神”诞生地嘉兴在地域上与平湖更为接近，客观上又使我们更具亲近感。一方面，船行水中，不仅使其带有天然的地域性柔动色彩，而且还具有乘风破浪、一往无前的共性特点；另一方面，首创、奋斗、奉献，又使其具有与历史任一时期所不同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这种既具独特的地域色彩又具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无疑为包括平湖在内的嘉兴精神赋予了“勇猛精进”的崭新蕴意，这同样也是新乡贤文化典型的时代印记。
3.“平和报本，勇猛精进”的平湖精神。“平和报本，勇猛精进”的平湖精神首先应是浙江精神、红船精神的具体实践，同时从乡贤文化角度看，它更具有独特含意。如前所述，正因为有研究认为平湖精神的实质在报本，它“是平湖区别于其他地方文化的特质和标签”，也是“平湖的标识文化”，那么报本文化更应成为新乡贤文化的主要内涵和典型标志，域外乡贤、四方游子应是报本文化最主要的倡导者和现实践行者。
以上三种精神各具特点又有机结合，不仅是新时代平湖地域文化的重要内涵，同样也应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是判定新乡贤文化的重要标志。
三、如何弘扬新时代的乡贤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015年以来，中央在有关文件中，多次强调“创新乡贤文化”，“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以及要大力倡导和建设“新乡贤文化”。202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发挥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作用的指导意见》，从新乡贤概念标准、政治引领、服务大局、广泛团结、主要举措（助力产业兴旺、文化建设、乡村治理、生态宜居和公益慈善行动等“五大行动”）、服务保障和责任主体7个方面，作出明确部署，这都是当今传承弘扬新时代乡贤文化的现实基础，也是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遵循。近年来，各地普遍高度重视并大力倡导推行乡贤文化，成效显著，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并进一步做好工作呢？
一是因时制宜，赋予新乡贤文化的新时代特征。有研究以近代以来为例，认为不同类型的社会造就了不同的乡贤精英：清末时期，以历史传承的“儒教型”为主体；民国时期，以掌握资源要素（如土地等）为主要衡量标准的“资源型”主体；新中国成立后，以全面管理乡村事务的“统合型”社队干部为主体；改革开放后，则由传统体制内和新型体制外的“融合型”乡贤精英为主体。即当前各地兴起的乡贤之治既非传统乡绅之治的简单复归，也非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型社会关系的简单延续，而是具有全新的时代蕴涵、价值追求和政治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因循守旧，应根据新形势赋予新时代乡贤文化新特征，同时应注重对新乡贤工作的引导管理，否则工作就容易被人诟病为传统陈习，以至被弱化和边缘化。
二是因人而异，充分发挥新乡贤的能动潜质。一定意义上说，乡贤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但它并不意味着人们身份地位的差异和贡献的大小。诚然，当今对任何一地而言，发展是硬道理，资金项目、资源关系当然必不可少，这也是新乡贤服务报效家乡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与这些乡贤相比，有的乡贤可能既难以带来项目，也没有多少资源可言，似乎成了多余的“乡闲”。实际对乡贤而言，关键不在于其身份如何、贡献大小，而在于不管他走多远、飞多高，是否能始终不忘乡音、记住“乡愁”这一“根”和“魂”，是否能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为家乡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正如平湖学者富佳育所言：既要坚持传颂“先贤”，也要注重激活“今贤”，还要善于培育“新贤”，总之，力求使“见贤思齐”蔚然成风，让更多人成为贤达之士并报效家乡，更何况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报本文化”，还是平湖精神的本质特征。
三是与时俱进，深化新乡贤文化的理论研究。据了解，目前学界对乡贤文化的研究尚属新兴热门话题，除《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路径和方式研究”）《乡贤文化的前世今生》等少量著述和一批论文外，尚未出现有影响力的标志性研究成果，现有研究范围也相对偏窄，还有一些重大问题亟待深化研究。例如从历史来看，春秋时期，因吴、越两国反复征战且互有胜负，平湖等地的区域归属也在越吴之间多有变化，但其时生活习俗、行为特征等显然与吴地更为接近。而今，它们又是浙江文化和浙江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长期研究吴越文化的学者熊月之便认为，虽然历来有两地“同俗并土，同气共俗”之说，但其实吴越差异十分明显，甚至“比苏杭、苏扬、苏常差异更大”。而历史上，平湖等地正处于两地交合处，同时也是两种文化的融汇点，因此对这种分合变化进行求“同”存“异”的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解析平湖乡贤文化的生成机理、深刻内涵，同时还对揭示吴越文化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价值意义。又如就近而言，乡贤是否就等同于“农村精英”，乡贤文化的作用贡献是否就仅局限于乡村振兴，如前所言，这同样需要深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考察浙江时强调“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紧接着就要求我们要更好地“赓续历史文脉”。因此，如何以赓续历史文脉来更好地传承弘扬新时代的乡贤文化，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需要深化研究的重大课题。例如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就蕴含着很多乡贤文化如何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价值和地位作用的重大命题。为此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使研究的视阈更宽阔，思维更深远，研究更具实效。
笔者认为平湖乡贤文化研究会已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应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更多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力求使新时代的乡贤文化在平湖“两个率先”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