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种玉
一生从教，日积月累的书籍、报刊、教学教研的资料塞满了小小的书房。步入晚年，为不给小辈添麻烦，早早将这些东西处理掉，也已成为我与老伴的共识。
每当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老伴总催促着：“别再舍不得了，赶快搬下楼去吧！”就这样，这些年已被拉走了一摞又一摞。每一次，都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伤感于财富的不可再生。
也许，彻底清理“遗物”唯有后人，弥留之际尚存生死与共的不舍。眼下，空落落的书架上还立着的，大抵是当年的《青年之友》抑或《我的良师益友》；书柜里仅存放着一千多封书信及七百余张贺卡，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学生、那一群年轻的朋友从天南海北寄来的。
因为不舍，依然保留着这些年代的遗存，耳畔仿佛又响起曾经熟识的青春旋律：“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好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年轻人崇尚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热衷于写信寄贺卡以交流思想增进友谊。那时的我正值中年，却与《青年之友》一类书籍的关系密切起来。我向它们请教，然后写成文章，寄给我的青年朋友们……
那是一位幸运儿，考上了南京一所理想的大学，可谓一帆风顺前程似锦。可你听他在信中怎么对我说：“跨进大学门，铁饭碗捧到了。今后目标明确，就为了拿张毕业文凭。有人口呼‘六十分万岁’，是颇有道理的。老师，你说说呢？”
叫我说什么呢？这难道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心声吗？我感到惊讶！以往读书只是为了跳出“农”门，如今踏上了“进身之阶”，便认为只要稳操“文凭”，理想的彼岸就到达了。这显然是人生观的问题。
《华山抢险记》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从第四军医大学同学们英勇抢险的行动和富有哲理的话语中，我们不是得到了什么是人的价值、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等问题具体而明晰的答案吗？于是，我向他介绍了《华山抢险记》一书，并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后来，我几乎与每一个和我通信的大学生都这样说过：“请允许我把你们比作时代的幸运儿吧！你们行进在铺满鲜花的路上，千万别停步去采摘小花，要把理想的风帆扬得高些再高些！我时刻倾听着来自你们的佳音。”
这位大学生在1984年9月13日的信中告诉我，他现在即使是星期天也大多花在学习上。在上学期期终16次考试中他得了14个“优”。他决心“再努力一把，争取更好的成绩，为大学毕业准备一份像样的‘嫁妆’”。
一位就读于北大的学生，1984年10月3日则给我寄来了一份发自天安门的报告：“10月1日上午，我们北大的游行队伍非常活跃，队伍里还举起‘小平您好’的标语牌。这是同学们私下做的，外国记者不知给摄了多少像。节日夜晚，首都上空礼花怒放，天安门前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那天，我想得很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为生活而拼命，更要为理想而奋斗。我的心是向上的，我的理想始终明确。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不富裕，假如我再不加倍努力，理想再美，也只是一句空话……”
这，才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心声。我感到欣慰！
那是一位落榜者，第二次落榜后在给我的来信中如是说：“老师，我仅以四分之差又失败了。我再一次尝到了落榜的苦果。我已受伤的心灵再也受不了这次更大的打击了。一想到自己十年寒窗付东流，我便心烦意乱，彻夜做梦。青年人以前途为重，可我的前途在哪里呢？”
我即回信，请他进城来谈谈。他来了，我们相处了整整一天。临行的时候，我把《闪光的生活道路》这本记述张海迪事迹的书送给了他，并在扉页上题了“路，就在你脚下”几个字。还用小楷毛笔题赠他“不能腾跃且爬行，奇峰应许汝登临”的条幅。
凡落榜青年来信，我总是尽快回复的。为了和更多的落榜青年谈心，那一年暑假，我写了一篇广播漫谈，被平湖县广播站录用。
1984年9月14日，那位落榜青年来信畅谈了自己的读书体会：“两次落榜的我，眼前曾没有欢笑的影子，心底总有唱不出的哀歌。可是，自老师与我谈话，特别是读了《闪光的生活道路》这本书后，我心里亮堂多了。我不禁扪心自问，残疾姑娘的脚下延伸着闪光的道路，我为什么就不能昂起头、挺起胸，将苦水化为生活的琼浆呢？榜上虽无名，脚下仍有路。我决心为希望而奋斗，为社会发出应有的光和热。”
1984年4月9日，我随平湖县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巡回演讲团来到本县的新仓镇。镇上有一位边代课边复习将第三次迎战高考的女学生，我特别邀请她晚上去新仓影剧院听我们演讲。5月13日，这位女学生来信畅谈了听演讲的体会：“听罢老师们的演讲，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深刻地感悟到，一切不利的客观因素，只能吓唬软弱无能的人。八十年代的有志青年，应该对前途充满信心，要有战胜困难的胆略和勇气。要知道，生活的道路不可能总是平坦、笔直、铺满鲜花的。而强者，终究会闯过泥泞，跨过坎坷，走向鲜花盛开的另一端。”
是啊，八十年代的有志青年当自强，迎战困难，让迟开的鲜花绽放得更艳丽！
那是一名浪子，犯诈骗罪锒铛入狱。1984年3月2日，他来信问我：“老师，像我这种人还有前途吗？还有爱情和幸福吗？”那天晚上，我想得很多：我应该选择几本合适的书给他寄去，我得赶快写一篇“犯罪青年的前途在哪儿？”之类的文章寄给他。
不多久，我就把李燕杰报告集《塑造美的心灵》等三本书寄去了，还寄去了那篇文章。文章末尾这样写着：“须知，犯罪青年的前途就在自己的脚下。告别旧我，迎接新生，应是你的出发点与归宿。‘人望幸福树望春’。在新生的‘浪子’面前，凋谢的鲜花定会重新开放。去谱写一曲改恶从善之歌吧，无愧于这振兴中华的年代！”
这个犯罪青年在1984年中秋夜的来信中告诉我，他上学期被评为“优秀学员”了。他说：“您给我的三本书，好似炽烈的火花消融了我那冰冷的心。请老师相信我吧，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在劳改农场努力学习，积极劳动，告别旧我，改过自新。我虽然失去了人生征途上二十岁到二十七岁这段宝贵年华，但我仍有重新扬起生活风帆的勇气的。”
1986年4月20日，我与他的大姐姐、大姐夫一起去乔司劳改农场看望了他。又给他带去了《写作概论》等五本书，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针对性地题写一句名人名言，诸如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着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除书外，还带给他20斤新发的一斤面额的浙江粮票及一些食品。
之后，大队领导黄主任特别嘱咐他，寄一份由浙江省乔司劳改支队1987年8月20日编印的2开油印的第32期《乔司新生报》予我，那上面刊登着这名学生800余字的文章《抚平我心灵创伤的人》。
文末写道：“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四年的改造中，梁老师给我四十多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比我家里的来信多几倍。所以，我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有梁老师的汗水和心血。我决心在队长的教育下，不辜负老师对我的希望，以积极改造争取早日新生的姿态，来报答老师对我的关怀之情。”
读罢，令我不胜感慨。学生早已离校，甚至沦为罪犯了，可老师还在尽着自己的责任。塑造一代青少年美的心灵是何等的艰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职责也许就在于此。
这张油印的《新生报》也已泛黄，与省人民政府授予我的大红的《浙江省特级教师证书》及那枚金灿灿的“嘉兴市优秀教师”的奖章，还一起存放在书柜的抽屉里。
步入书房，有感于年代的遗存。年代终将远去，遗存久了，或许就成了文物，或在陈列室乃至博物馆展橱中存放，或被高价拍卖了。然而，作为一名普通人，更何况几乎全是一些纸质的东西，即便你把它当作无价之宝，视若生命，最终也必将随你生命的终结而终结：或捣成纸浆，或化作烟尘……
步入书房，孤寂感时时袭来。孤寂是一个人拥抱灵魂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哀叹岁月的孤寂。只要能站立，我与年轻人的交往还将继续；生命尚在，美好的回忆也还将继续。
回归孤寂，远离尘世的喧嚣与浮躁；回归真我，置身于那纯真的年代。听花开花落，看星云夜色，与遗存作伴，孤寂而充实，无为而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