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种玉
一生从教,日积月累的书籍、报刊、教学教研的资料塞满了小小的书房。步入晚年,为不给小辈添麻烦,早早将这些东西处理掉,也已成为我与老伴的共识。
每当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老伴总催促着:“别再舍不得了,赶快搬下楼去吧!”就这样,这些年已被拉走了一摞又一摞。每一次,都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伤感于财富的不可再生。
也许,彻底清理“遗物”唯有后人,弥留之际尚存生死与共的不舍。眼下,空落落的书架上还立着的,大抵是当年的《青年之友》抑或《我的良师益友》;书柜里仅存放着一千多封书信及七百余张贺卡,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学生、那一群年轻的朋友从天南海北寄来的。
因为不舍,依然保留着这些年代的遗存,耳畔仿佛又响起曾经熟识的青春旋律:“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好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年轻人崇尚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热衷于写信寄贺卡以交流思想增进友谊。那时的我正值中年,却与《青年之友》一类书籍的关系密切起来。我向它们请教,然后写成文章,寄给我的青年朋友们……
那是一位幸运儿,考上了南京一所理想的大学,可谓一帆风顺前程似锦。可你听他在信中怎么对我说:“跨进大学门,铁饭碗捧到了。今后目标明确,就为了拿张毕业文凭。有人口呼‘六十分万岁’,是颇有道理的。老师,你说说呢?”
叫我说什么呢?这难道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心声吗?我感到惊讶!以往读书只是为了跳出“农”门,如今踏上了“进身之阶”,便认为只要稳操“文凭”,理想的彼岸就到达了。这显然是人生观的问题。
《华山抢险记》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从第四军医大学同学们英勇抢险的行动和富有哲理的话语中,我们不是得到了什么是人的价值、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等问题具体而明晰的答案吗?于是,我向他介绍了《华山抢险记》一书,并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后来,我几乎与每一个和我通信的大学生都这样说过:“请允许我把你们比作时代的幸运儿吧!你们行进在铺满鲜花的路上,千万别停步去采摘小花,要把理想的风帆扬得高些再高些!我时刻倾听着来自你们的佳音。”
这位大学生在1984年9月13日的信中告诉我,他现在即使是星期天也大多花在学习上。在上学期期终16次考试中他得了14个“优”。他决心“再努力一把,争取更好的成绩,为大学毕业准备一份像样的‘嫁妆’”。
一位就读于北大的学生,1984年10月3日则给我寄来了一份发自天安门的报告:“10月1日上午,我们北大的游行队伍非常活跃,队伍里还举起‘小平您好’的标语牌。这是同学们私下做的,外国记者不知给摄了多少像。节日夜晚,首都上空礼花怒放,天安门前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那天,我想得很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为生活而拼命,更要为理想而奋斗。我的心是向上的,我的理想始终明确。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不富裕,假如我再不加倍努力,理想再美,也只是一句空话……”
这,才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心声。我感到欣慰!
那是一位落榜者,第二次落榜后在给我的来信中如是说:“老师,我仅以四分之差又失败了。我再一次尝到了落榜的苦果。我已受伤的心灵再也受不了这次更大的打击了。一想到自己十年寒窗付东流,我便心烦意乱,彻夜做梦。青年人以前途为重,可我的前途在哪里呢?”
我即回信,请他进城来谈谈。他来了,我们相处了整整一天。临行的时候,我把《闪光的生活道路》这本记述张海迪事迹的书送给了他,并在扉页上题了“路,就在你脚下”几个字。还用小楷毛笔题赠他“不能腾跃且爬行,奇峰应许汝登临”的条幅。
凡落榜青年来信,我总是尽快回复的。为了和更多的落榜青年谈心,那一年暑假,我写了一篇广播漫谈,被平湖县广播站录用。
1984年9月14日,那位落榜青年来信畅谈了自己的读书体会:“两次落榜的我,眼前曾没有欢笑的影子,心底总有唱不出的哀歌。可是,自老师与我谈话,特别是读了《闪光的生活道路》这本书后,我心里亮堂多了。我不禁扪心自问,残疾姑娘的脚下延伸着闪光的道路,我为什么就不能昂起头、挺起胸,将苦水化为生活的琼浆呢?榜上虽无名,脚下仍有路。我决心为希望而奋斗,为社会发出应有的光和热。”
1984年4月9日,我随平湖县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巡回演讲团来到本县的新仓镇。镇上有一位边代课边复习将第三次迎战高考的女学生,我特别邀请她晚上去新仓影剧院听我们演讲。5月13日,这位女学生来信畅谈了听演讲的体会:“听罢老师们的演讲,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深刻地感悟到,一切不利的客观因素,只能吓唬软弱无能的人。八十年代的有志青年,应该对前途充满信心,要有战胜困难的胆略和勇气。要知道,生活的道路不可能总是平坦、笔直、铺满鲜花的。而强者,终究会闯过泥泞,跨过坎坷,走向鲜花盛开的另一端。”
是啊,八十年代的有志青年当自强,迎战困难,让迟开的鲜花绽放得更艳丽!
那是一名浪子,犯诈骗罪锒铛入狱。1984年3月2日,他来信问我:“老师,像我这种人还有前途吗?还有爱情和幸福吗?”那天晚上,我想得很多:我应该选择几本合适的书给他寄去,我得赶快写一篇“犯罪青年的前途在哪儿?”之类的文章寄给他。
不多久,我就把李燕杰报告集《塑造美的心灵》等三本书寄去了,还寄去了那篇文章。文章末尾这样写着:“须知,犯罪青年的前途就在自己的脚下。告别旧我,迎接新生,应是你的出发点与归宿。‘人望幸福树望春’。在新生的‘浪子’面前,凋谢的鲜花定会重新开放。去谱写一曲改恶从善之歌吧,无愧于这振兴中华的年代!”
这个犯罪青年在1984年中秋夜的来信中告诉我,他上学期被评为“优秀学员”了。他说:“您给我的三本书,好似炽烈的火花消融了我那冰冷的心。请老师相信我吧,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在劳改农场努力学习,积极劳动,告别旧我,改过自新。我虽然失去了人生征途上二十岁到二十七岁这段宝贵年华,但我仍有重新扬起生活风帆的勇气的。”
1986年4月20日,我与他的大姐姐、大姐夫一起去乔司劳改农场看望了他。又给他带去了《写作概论》等五本书,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针对性地题写一句名人名言,诸如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着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除书外,还带给他20斤新发的一斤面额的浙江粮票及一些食品。
之后,大队领导黄主任特别嘱咐他,寄一份由浙江省乔司劳改支队1987年8月20日编印的2开油印的第32期《乔司新生报》予我,那上面刊登着这名学生800余字的文章《抚平我心灵创伤的人》。
文末写道:“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四年的改造中,梁老师给我四十多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比我家里的来信多几倍。所以,我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有梁老师的汗水和心血。我决心在队长的教育下,不辜负老师对我的希望,以积极改造争取早日新生的姿态,来报答老师对我的关怀之情。”
读罢,令我不胜感慨。学生早已离校,甚至沦为罪犯了,可老师还在尽着自己的责任。塑造一代青少年美的心灵是何等的艰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职责也许就在于此。
这张油印的《新生报》也已泛黄,与省人民政府授予我的大红的《浙江省特级教师证书》及那枚金灿灿的“嘉兴市优秀教师”的奖章,还一起存放在书柜的抽屉里。
步入书房,有感于年代的遗存。年代终将远去,遗存久了,或许就成了文物,或在陈列室乃至博物馆展橱中存放,或被高价拍卖了。然而,作为一名普通人,更何况几乎全是一些纸质的东西,即便你把它当作无价之宝,视若生命,最终也必将随你生命的终结而终结:或捣成纸浆,或化作烟尘……
步入书房,孤寂感时时袭来。孤寂是一个人拥抱灵魂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哀叹岁月的孤寂。只要能站立,我与年轻人的交往还将继续;生命尚在,美好的回忆也还将继续。
回归孤寂,远离尘世的喧嚣与浮躁;回归真我,置身于那纯真的年代。听花开花落,看星云夜色,与遗存作伴,孤寂而充实,无为而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