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鸿芳
乍浦作为江南富庶之地，人心向善的风气早在明清时期已深入人心，尤其在工商业及贸易较为发达的清朝，各类慈善组织日益壮大，官民合办慈善成为当时乍浦的社会风气。从助丧义葬、济贫助困、助学育婴，到修路筑桥、赈灾利民等多层次、多方位慈善活动，为百姓树立起乐善好施的美德风尚。这些“义行”“义举”，也对当时乍浦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风改进起到很大的作用。
乍浦地处沿海，旧时海边常有一些浮海死尸和因饥荒、瘟疫而导致的贫病之民，以及“战乱而死者枕籍”。如陆峻《汤山丛冢记》所记：“吾邑东渚钜海，每当涛风暴怒，多有溺水之尸，乘潮而上，潮退暴露沙际，须臾犬鸟啄啮以尽，遗骸荡折，随亦灭殁……薄榇无所障蔽，雨淋日灸腐裂，乌鸢衔、蝼蚁嘬，白骨暴露。”可见，他们往往死无片蔗寸地。因此，乍浦历代就有施槥瘗骸之举及权厝旅榇之所。
据记载，乍浦的义冢慈善业早在宋明朝就形成。如，宋绍熙二年（1191）海盐县令李直养以收瘗溺海之尸而在汤山置丛冢，曰:漏泽园。“因山势高下，夷为三级，广逾五亩，周以垣墙，深其竁穴俾安以固”。明嘉靖倭变，乍浦兵民死者300余人，知县殷廷兰在校场（西门外刘家桥一带）置地15亩，建漏泽园以收瘗之。同时在汤山天尊庙东侧用石甃塔2座，在东门外城脚下，用砖甃砌一塔，均用于收瘗死于倭难者。
尤其在清代，随着乍浦贸易繁荣，外来民众增多，因各种原因客死他乡者不断增多。乍浦的义冢慈善，因此发展比较快。据记载，雍正元年（1723），海防同知曹秉仁在汤山南麓捐立广孝阡，有田地32.4亩；乾隆十一年（1746），海防同知林绪光捐俸在周圩（长丰桥西堍）10.1亩和清字圩（地名裘家塘）0.436亩，置义冢，并建善福庵，以居守冢之僧；二十九年，乍浦朱昌裔等集资购置田产13.197亩，交瑞祥寺僧典守，作为汤山下掩埋暴露尸骨之用；四十二年，王澄鉴、杨以梅创建瘗骼会，以收瘗无主之尸骨，力行不倦；五十三年，知县王恒捐俸，置流周圩田6.8亩；五十四年，刘嘉瑞等请有司清丈流周圩义冢，并和刘钦文、汪元久、邹瑚、陆嗣鏊、辜典韶、吴志道、徐光灿、邬美玙等劝募，购周氏厢楼六楹建同仁堂、施槥局，并收前项广孝阡内流周圩田21.974亩，作为同仁堂名下专为无主之尸施放棺木，收瘗地；道光元年（1821）有杨思高、盛凤鸣等劝募，购金安桥南方姓平屋两带，计8间，并捐义冢地70亩（原木场），立东西二大义冢，病死后无人或无力收殓者，则会布施棺材为其掩埋。
与义冢收理尸骨不同，义园是为寄棺柩之所。受传统的“落叶归根”观念影响，许多外来经商及满洲营官兵，希望死后能归葬故里，义园即因此在乍浦兴起。当年乍浦可停柩的义园有宁波籍的“四明义园”、温州籍的“东瓯义园”、台州籍的“赤城义园”和本地帮的“同昌义园”等。凡客死于他乡者皆得寄厝园内，待其亲者认领，运送回籍，加以安葬，“如寄棺年久无亲属领运回籍者，即于茔葬”。这些公益善举，体现对死者的尊重，也为当时乍浦的安定作出了贡献。
清代乍浦是杭州湾北岸唯一通商口岸，各地商人纷纷云集乍浦经商，并建立各种地域性和行业性会馆、公所，他们除了商业上互相依靠和支持外，在生活上也相互照顾，各大会馆均成立了“恤类社”，作为本行业的福利互济组织。凡是本会馆、公所属下的伙计、学徒都可申请加入，经费由本馆集资，会费则实行随缘乐助。一些经营获利较丰厚的商人，往往会给归属的会馆捐钱、捐产、捐物，做一些公益事业。特别在济贫方面，凡生活遇到特殊困难、年老无靠或客籍人遇难流落异乡的，均可得到济助。
值得一提的是，乍浦为清政府承担护送日本漂流难民集中遣送任务。据记载，入清以后，日本国漂流到中国各地的难民，甚至漂流到南洋各国的难民，几乎都被各省和各国护送到乍浦集中，然后由乍浦赴东洋办铜船只搭带回国。清嘉庆谕旨：“抚恤日本国遭风难夷如例。”凡遇海难漂流到中国境内的难民，清政府命令各省地方官给予妥善安顿，处理残存货物与船只等，政府用公款发给漂流难民每人每日米一升，盐菜钱十文，并护送到乍浦集中，等候搭乘采办洋铜的商船回国。日本学者相田洋在《近世漂流民与中国》一文内附有《中国经过近世漂流民略年表》，列举了漂流中国境内61次海难事件中清政府对海外流民的安置情况，其中有44次经过东南各地，最后被护送到乍浦后搭乘中国商船回国。日本国文献亦有许多乍浦市民通日语、有些日本货主在乍浦长居、乍浦市民对日本商人非常友好等记载。乍浦这些善举为后来的贸易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乍浦外贸兴旺，经济发达，文教日兴，地方政府与民间文士纷纷捐资助学，创办众多书院、私塾、义学等。
最早是由元代名士陆正于陈山设立义塾，后由门人改为靖献书院，是当时海盐境内唯一书院，也是嘉兴最早的书院之一。
其次在清乾隆四年（1739），乍浦海防同知林绪光集资创建观海书院（旧名九峰书院），即今日乍浦小学的前身。书院几经兴废，直至清光绪十五年（1889），里人徐胜昌捐资重建，头门三楹，汲古堂三楹及壁厢。二十五年，徐应良奉父命拓院后隙地建魁星阁及东侧建寒绿吟舫，同时，地方士绅捐田亩，合计可收租米169.7石，作为书院经费。书院先后有许河、徐熊飞、徐金镜、杨懋麟、何仍瑾、顾敬修等名流学者讲学其间，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清末废科举，改名学堂。书院是地方上或官办或民办合办的教育文化组织，通常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水平。
满洲义学，嘉庆八年（1803），清政府派遣众多八旗兵驻守乍浦。当时乍浦满洲营内的兵丁欲学汉文，但所得月饷微薄，无力延师训读，为此，乍浦水师副都统本智，照杭州满营之例，办义学，延请汉教习一名，每月只收取一点照明费，费用准在牧租项下支给。咸丰十一年（1861）遭兵燹停办。
乍浦学塾起源较早，遍及城乡。在清代乍浦贸易兴旺，百姓富足，想读书的百姓日益增多，故文士纷纷设馆教授，有倪瑞、汪彦彬、沈大林、施幼生等，有的私塾一直延续至建国初才停办。
除了助学外，一些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人士，积积捐资建乍浦育婴堂，救活不少贫家弃婴。
光绪二十四年（1898），汪德济、范祝崧、罗桂生、钟寿铭、朱祖授、许文照、林文熙、徐应良等募捐，对乍浦北门内原观海书院旧址的三进十五间屋进行改建，创办乍浦育婴堂。由汪德济等人轮流司年、司月，并雇用内外司堂各1人、乳妇若干人，经费除修屋余下2000元存钱庄生息外，还置当和圩田16.824亩，计租米17.3石，竹行弄所置平屋出取租息和乍浦各商每月捐助，充育婴堂常年经费。育婴堂的建立体现了当地士绅对贫困孤儿的关爱。
明末清初乍浦名儒周宏起曾言：“生死海中念佛第一，人天路上作福为先，福缘之大莫如便民。”便民在水乡泽国就是筑桥。建桥、修桥作为地方公益性善事，比起建寺庙、兴学校、办慈善救助等善业更能惠及他人，如果建的是石桥，坚固耐久，可存续千百年，功德可谓大矣。
据记载，乍浦城形正方，市区通衢四通八达，街巷纵横交叉，“街各有巷，由巷度小街，又有子巷”，凡街巷均铺以碎石。清乾隆五年（1740），澉浦僧大矾募白金数千两，自四牌楼而南抵海口，俱铺条石，下浚泄水阴沟，其余街弄亦先后由里人募金改铺。据清光绪十二年（1886）《平湖县志》载，乍浦城有街、路、弄87条，然因几经兵，房屋毁坏严重，致不少街弄已成僻径田塍。二十七年（1901）二月，乍浦丁瑞澜发起募捐二千五百余元，重修火神弄而西至巷湾的南河滩沿河街道，雇工购料，动工兴建，共费银一千六百余元，又以余银修迎龙桥、金安桥，将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二桥木栏改为铁栏，得到行人的称道。乍浦是水乡，桥梁接通河网，城内大大小小有18座，有些桥梁由于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得到乍浦义士捐资重建或修建，如启元桥、永丰桥、永福桥、西司桥、兴隆桥等。
乍浦慈善业向来得到地方大家族的大力支持，道光二十九年（1849），乍浦遭受水灾，发生饥荒，斗米千钱，乍浦里人陈佩莲，倡议劝捐赈济，活者万计，事情上报朝廷后，钦颁“乐善好施”匾额。其他如夏天施药，冬季施棉衣，准备水龙以防火灾，疏通河渠以防水患等社会公益事业，体现了深受儒家文化浸淫的绅士风范。
说到庵、寺，宗教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有强烈的迷信色彩，但其教义和事业具有明显的公益倾向。如：乍浦观山的普照庵，据《乍浦志》记载：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弛海禁，海舟商舶到乍，屡有岩石触舟，颇危险，即在山顶建普照庵（久圯）设竿悬灯，以指夜航，故俗称灯光庙，道光二十年（1840），废于英患。清末民初，山顶复建联辉阁，中奉魁星。嗣由乍浦人徐胜昌于阁之上层设置塔灯，雇人管理，以信航海，他们替乍浦政府做了一些护国利民的事。
综上所述，乍浦慈善事业经过明清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慈善体系。这种官民合作并共同致力于慈善事业的模式，有利于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