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晋代的精严寺一直是嘉兴人心里抹不去的历史文化图腾。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选部尚书徐熙发现家宅之井夜发灵光，视为吉祥之兆，乃舍宅为寺，赐名“灵光寺”，之后几经易名，直至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才始称“精严寺”。乾隆盛世，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大兴土木，绿树成荫，风光无限。然而，咸丰事变，禾城毁半，精严寺亦遭兵燹。至同治年间，乱平重建，规制如旧，精严寺才得重展旧貌。古井相伴的精严寺在历史文化的潮流中历经兴废，时至今日，这座千年古刹又香火鼎盛，终成嘉兴佛教文化交流的重镇。
民国初年，佛学家范古农顺应历史潮流，与龚宝铨等人组织佛学研究会，会址就设于精严寺藏经阁内，会中有大藏经以及各种佛学书刊，设立阅览室备人阅读。该佛学会的会务仍以僧人指导为主，受到精严寺的大力支持，因此它的命运不同于其他佛学会的“昙花泡影”。佛学研究会还定期举行讲经会，范古农自任主讲，一时声名鹊起，在佛学界广受好评。
范古农（1881~1951），字寄东，号幻庵，笔名海尸道人，清末秀才，著名佛学家，浙江嘉兴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于上海南洋公学肄业，二十六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1907年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物理专科学校。在日本与褚辅成、沈钧儒等交游，加入同盟会。1910年归国，任嘉兴府中学堂监督。1912年创办嘉兴县立乙种商业学校，任校长。原本力主革命，与章太炎、鲁迅均有交往，辛亥革命后转向佛学研究。1912年创办嘉兴佛学研究会，1917年皈依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法名幻修，又钻研唯识，是民国唯识四大家之一。1927年，范古农出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整理佛教文献，出版佛学丛书，发行《佛学半月刊》。1947年以嘉兴月河住宅为校舍，创立范氏小学（后改称私立月河小学）。1951年病逝于上海。
这位和李叔同一样受过西学教育、具有进步思想的范古农居士自然与日后的弘一大师在思想上、心灵上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1918年，决心出家的李叔同携友人开具的介绍信专程至嘉兴拜访范古农，两人相谈甚欢，亦有“相见恨晚”之意。初次见面之后，李叔同就决定采纳范古农的建议，出家后即来嘉兴精严寺佛学会研读经书，修持法门。大师在给杭州友人的信件中也提到了此次嘉兴之行。
1918年旧历九月廿八致堵申甫信——
……不慧将于下月初七日（旧历）之嘉禾，寓嘉兴精严寺藏经阁，究心比尼……
又于1918年旧历十月初六致夏丏尊信——
……明晨第二次车准赴嘉兴。
从这两封信的内容可以确定，弘一大师于灵隐寺戒满之后的十月初七清晨搭乘杭州到嘉兴的第二班车到达精严寺，在藏经阁挂单。
范古农在《述怀》一文中就弘一大师其时的活动做过这样的描述：“会中佛书每部为之标签，以便检阅……阁有清藏全部，亦曾为之检理，住时虽短，会中得益良多。”可见大师于佛学的精进努力。然而初出家的弘一大师仍被在俗时的盛名所累，嘉兴当地不少有些名望的人得知李叔同已经出家并在精严寺阅藏，不免既好奇又兴奋，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或为求见一面，或为求得片纸只字。这样的“盛情”却让弘一大师犯难，据范古农所述：“师与余商：‘已弃旧业，宁再作乎？’余曰：‘若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庸何伤！’”依范古农的一番建议，弘一大师自此开始以笔墨文字接应学人，在“诸艺皆废”的情况下唯独保留了“书法”。
弘一大师驻锡精严寺的时间虽只有短短一月左右，但这过程中书写了大量佛语经句与人结缘，这批珍贵的墨迹被视为弘一大师传扬佛学的“开山之作”。只可惜历经一百多年时间，这些墨宝或已流失不传，或为私人收藏未曾公布，现在所能见者可谓是寥寥无几。笔者在翻阅了大量弘一大师（李叔同）书画出版物后，有幸得见两件。
李绍莲（1878~？）原名李熏，天津名士，曾就职于天津法租界盐业银行。与李叔同同宗，年幼时两人意趣相投，常相过从，感情笃厚。李叔同曾在出国留学前将妻儿托付于李绍莲代为照看，出家后亦经常书信往来，交流佛法。弘一大师曾在信件中用“相知以心，亲逾骨肉”来形容两人间的感情，亦经常嘱托学人蔡丏因为俗兄李绍莲寄去其出家后的佛学著作。因此在出家后的“开山之作”中，弘一大师将“南无阿弥陀佛”书赠李绍莲，落款中又详细交代了出家后的行程，算是对其天津的亲友作了一番交代吧。
堵福诜（1883~1961），字申甫，亦为申父，号屹山，别号冷庵，浙江绍兴人，早年是光复会成员。曾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书法教师和舍监，此期间经李叔同介绍加入“南社”和“乐石社”，也曾两度出任余姚县县长。1924年受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委托赴北京补钞文澜阁残缺的《四库全书》。1953年起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叔同和堵申甫在任职浙一师期间相识，彼此间惺惺相惜，交谊深厚。出家前，李叔同将自己在虎跑大慈山定慧寺断食18天所记之《断食日志》赠与堵申甫保存；出家后不久，即书《金刚经》偈句赠其，可见两人交情之深。
以上两件作品均为弘一大师在驻锡精严寺期间所书。从这两件作品的书风来看，当时弘一大师的书法仍未脱去“魏碑”的气息，方笔特征明显，几乎字字都给人以点画峻厚、气势雄厚的强烈感觉。以此为始，弘一大师之后的书风又经历了一次质的转变，日后大师的书法渐渐褪去了“魏碑”之形，又得印光大师的开导助缘，最后成就了“平淡、恬静、冲逸之致”的“弘体”书法。再从这两件作品的内容来看，一件为手书佛菩萨圣号，一件为佛经偈颂。其时弘一大师经范古农一番建议后，对“艺术”和“佛法”的关系作了更深刻的思考，从此以后将“书法”“绘画”“写歌作曲”等艺术形式视作一项“佛事”，或者说是弘扬佛法的手法和媒介。大师晚年时候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谈写字的方法》，就曾将“书法”和“佛法”的关系阐释如下——
……这一次所要讲的，是这里几位学生的意思，要我来讲关于写字的方法。我想写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写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次讲写字的方法，我觉得很不对。因为出家人，假如只会写字，其他的学问一点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须知出家人不懂得佛法，只会写字，那是可耻的。出家人唯一的本分，就是要懂得佛法，要研究佛法。不过出家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将就写字的，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了。出家人固应对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与人，以作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
弘一大师在精严寺阅藏这一段时间，其好友许幻园曾从上海专程来访，因此有大师所谓的“在禾晤谈为慰”。许幻园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沪上新派诗文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与李叔同相识相交于1899年，因许幻园慕其才华，曾邀李叔同一家同住于“城南草堂”。后与沪上文人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等人组成“天涯五友”，以切磋诗词文章为趣。1902年，李叔同于南洋公学退学后，感于当时风俗颓废，民气不振，又与许幻园、黄炎培等人创设“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李叔同于杭州任教之后，两人间也只是偶有书信来往，见面晤谈的机会甚少，这次挚友的到访，想来必定是欢喜得很。此时的李叔同已不同过往，这个曾经在许幻园夫人宋贞笔下“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的才子，如今洗尽铅华、遁入空门、精修律宗，这应该是出乎许幻园意料之外，但细细想来又能理解其情其缘。
出家后的弘一大师衲衣芒鞋，褪去了“艺术家”“教育家”的光环，从容论道；精严寺阅藏的经历以及与范古农居士的交游，大师视其为“宝贵”的收获。1931年前后，弘一大师曾多次与学人蔡丏因、刘质平等提及再来嘉兴“小住”的想法，只可惜当时的大师致力于宁波五磊寺开办南山律学院，佛务繁忙，终未能成行。因此，弘一大师出家后的这次驻锡故乡的经历也就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