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 瑾

40年前，1982年6月，我完成电大机械专业专科的课程，拿到了毕业证书，成为首届广播电视大学的毕业生。回想那三年半的学习时光，虽然不是全日制正规大学，但是对我来说，仍是此生最快乐的一段美好时光。

1977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正当我准备作为知识青年下农村时，我父母商量姐妹俩让老二下放，老大先工作，并与县知青办签了协议，最后由知青办张榜公布。在没有招工计划前，我去标准件厂做“五七工”，临时工的一种。到1977年12月，为满足企业发展的用工需求，有了一种新的招工方式，以全民单位办集体的性质，招收集体编制职工，在国营工厂工作。于是，我的身份由“五七工”转为集体编制职工，继续在标准件厂当工人，那时刚好年满17周岁。

在1977年和1978年，半年内我先后参加过两次高考，但都没有上榜。对已考上大学的人十分羡慕，而对自己的高考则心灰意懒，还担心被单位认为不安心工作，所以不敢请假参加高复，对上大学也不再有什么奢望了，只想踏踏实实地积极工作，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

大约1978年年末，看到厂门口有“广播电视大学”招生考试的通知，我没敢去打听是什么情况，更不敢报名考试，两次高考落榜，惭愧之余已没有勇气。

后来得知当时参加“广播电视大学”招生考试的大都没有考上，为了支持电大这个新生的教育事业，当时的教育局决定在县里的两个“大庆式企业”平湖标准件厂和平湖袜厂合办电大试读班，试读一年，如果成绩合格，转为正式学员，不合格就退学。我们标准件厂就在报考电大的和参加过高考的青年工人中选了10人，成为电大试读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后来了解到，当时全国约有10万这样的试读生。接到通知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极了！

“广播电视大学”这一新鲜事物的诞生速度真是太快了，连这个名称都是新鲜的，以前只知道“文革”期间工厂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一文所写的编者按中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各地兴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培养工人技术人员。到1978年，全国对“七二一工人大学”进行整顿，除少数转为职工大学外，大部分停办。

而今这个电视大学又是什么呢？当我下班回家兴奋地告诉父母我要读电大了，爸妈都不清楚我在说啥，是否毕业后去广播站工作啊？不是的，但具体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管读什么，读了干什么，只要能读书就高兴！

厂里有的老前辈说搞什么电视大学？读好书修电视机吗？厂里也用不着，还不如当年扫盲班有用呢！那时候电视机都还没有普及呢。

我们两家企业根据各自对技术人员的需要，标准件厂的选定机械专业，袜厂（包含化纤厂）选定电子专业，我就成为机械专业的学生了。

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整整一代人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各类人才青黄不接。要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问题迫在眉睫。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为了解决人才问题，他建议立即恢复高考制度，加快速度培养各种类专门人才。1977年底，570万考生报名高考，但由于高校太少，条件不够，招生规模受到极大限制，仅招收录取27万余人。

1977年底，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对希思所介绍的英国利用现代化手段举办开放大学，让更多人可以上大学的经验大感兴趣，并表示中国也要利用电视手段来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1978年2月，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中央相关部门迅速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筹办广播电视大学的工作。1979年2月6日，经过一年时间紧张高效的筹办工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28所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同时宣告成立并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广播电视大学就这样横空出世。创办之初，只有电子和机械两个专业，以及数理化英语的基础课程。电大采用学分制，北京各大学一些著名教授编写教材并授课，使这个新型的开放性大学拥有了一流的教材和师资，为社会各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79年，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就招收了41.7万名学生，其中全科生11.5万人，单科生30.2万人。此外，还有试读生约10万人，再加上各地收听电大课程的大学分校学生，全国收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授课程的共有60多万人。

那个年代真是百废待兴，春风浩荡，到处生机勃勃，读书的口号都是“为振兴中华而读书”！

我们两家企业的学生凑了一个班共25人在一个教室上课，当时平湖县还没有电大工作站，教育局招生办的王考生老师兼职负责电大班工作，给我们配了两台黑白电视机，就这样开始上课了。

前一年半基础课两个专业学生一起上，教室设在平湖袜厂食堂的楼上，那是一个砖木结构的老房子。老师在电视里讲课，我们竖起耳朵听，眼睛盯着屏幕，快速地做笔记，因为镜头一闪，黑板就没了，必须聚精会神，眼疾手快，但就这样还是来不及，下课后同学之间交换笔记、讨论疑点，才能理解老师的讲课内容。

因为我们都是在“文革”期间读完中小学的，基础薄弱，而当时平湖还没有电大工作站，没有辅导老师，学习难度可想而知。同学们常常为了一道难题讨论到深夜，为了请教老师，到处打听小城里的老大学生高材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厚着脸皮盯着求教。

记得有一次请教数学题，我们两个女同学晚上跑去方问农老师家里，方老师是自学成才的数学高手。那晚，他家几个朋友正在帮他一起布置新房，没时间给我们解题，我们竟然赖着不走，坚持等他们忙完。方妈妈一脸不高兴，拿着扫把扫来扫去，我们让这边，让那边，就是不走，后来方老师看看题目，两手脏兮兮，随手扯一张废纸，飞速演算，好了！我们连声道谢，拿着答题的废纸出门。男同学们在教室等很久，有几个已经不放心出来找我们了。碰头后一起兴奋得如获至宝，回教室仔细看方老师的演算过程……解开一道难题后的心情真是特别愉快！

我们也曾去当时平湖的最高学府平湖师范学校数学教研组求助。捧着高数习题集，冒昧地找到老师诚恳地请教。老师们看了说题目留下，让我们明天再来。第二天去，果然有了答案，想必老师也费了很多休息时间来解题，那时的人真纯朴可爱呢！

有时候我们派两位同学去外地电大工作站蹭辅导课。同学听课带回来一份讲义，我们自己动手油印。一份讲义拆分了，大家刻蜡纸，然后借油印机去印，后来干脆买了油印机自己印，连我母亲都帮我们刻过蜡纸呢。此刻都能回想起用煤油调油墨，油墨稠了印不透，太稀会糊掉，搞得两手墨黑的情形。而推着滚筒印讲义，满屋油墨飘香，心情很愉快。

有几位同学自学预习做得很好，那种暗自努力可以从他们的课本和习题集看得出来，因为书本已经翻到了后面，读过的书总是有痕迹的。看着别人努力，生怕自己落后，那是一种大家都使足了劲的学习状态。

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下来，从试读生转为正式学员，一年半修完了基础课，再一年半修完专业课。

专业课和毕业设计，我们机械专业的由嘉兴农校的几位老师辅导，并带着我们利用寒暑假去浙江大学以及有实验条件的工厂实验室完成实验课。那时候有机会去了无锡油嘴油泵厂、萧山轴承厂、上海江南造船厂和安亭的汽车制造厂等著名企业参观，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最后花了半年时间完成毕业设计。1982年夏，终于完成了学业，拿到了毕业证书。学制三年，但实际学习时间三年半。

那三年半时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读书，尤其在工厂工作后格外珍惜学习机会，尽管不喜欢机械设计，但是饥不择食，能读书已经万幸了，也感谢自己刻苦努力，顺利毕业，对自己，对培养我们的工厂，都有了一个交代。

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才发现，我获得的不仅仅是机械设计专业的知识，重要的是获得了一种学习能力。毕业后，我在工厂从事过设备维修和管理工作，职工教育工作，后来又去中国银行工作，经过电大艰苦学习的训练，以后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都不会害怕，因为知道只要愿意下苦功学习，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四十年过去，犹记那年上电大，那种积极向上、刻苦学习、快乐学习的精神，依然在鼓舞着我。在毕业四十年之际，作文纪念，借此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