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生于1922年，按平湖风俗，照虚岁算，今年活着的话，也一百岁了。

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一生勤劳、熬苦。虽个子不高，人也长得瘦弱，但干农活也是个行家里手。无论犁田整地、育苗插秧、施肥治虫、收割挑担、脱粒归仓、堆柴草垛以及种植养殖等等，父亲做起来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解放前，土地是私有制，可以私下买卖，只要有余钱，家家可买几亩地来种，我家有约五亩田，大大小小好几爿，包括几个“漏头”。父亲兄弟姐妹六人，我的伯父成家后不久就去世（伯母也随之改嫁），三个姑妈先后出嫁，我家除我祖父母外就剩我父亲和阿叔来芳。阿叔来芳年纪轻也比较会偷懒，不肯多干农活，我父亲经常催他，有时甚至追着叫他，常引得西村来我家白相的四荣伯伯偷偷地笑。后来我父亲和我阿叔相继成家，后便分家。由于我父母性格都比较随和，一向为他人考虑，分田时，肥田好田都给了我阿叔，我家分到的都是瘦田和“漏头”田。竹园、港地也各自一半，连父亲开垦的荒地也一半一个。那时，由于父母勤劳，尽管上面还有祖父母，下面有我大哥和阿姐，生活倒还过得去，做到年年有余。解放战争初期，江南一带尚未解放，各种地痞强盗横行乡里，社会治安非常糟糕。由于我家家境尚算宽裕，遭过几次强盗抢，最后一次来抢，实在没东西可抢了，强盗要打我父亲，祖母急中生智，用只笆斗套在我父亲头上，救了父亲一命。

解放后，土地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来由于“大跃进”及当时的苏联老大哥霸道逼债，屋漏偏逢连夜雨，天公不帮忙，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遭受自然灾害，全国闹饥荒，父亲他们也吃过糠饼、草根、“东洋草”，那时生活真是举步维艰。我大哥本来在平湖城关（平中前身）读初中，由于肚子吃勿饱，自动退学回家当木匠学徒工。

由于当时农村实行生产队集体劳动分配制度，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大都出工不出力，我父亲倒是个例外，他干农活，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总是兢兢业业地把队长派给他的农活认真干好，为此，他有几年被领导（生产队长）评为先进生产者，奖品有毛巾和草凉帽。那时我家兄弟姐妹多，大都在读书，吃闲饭的人多，而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受科学技术及生产管理水平低的影响，亩产偏低，稻子年收成三四百斤，高的年收成也只有五六百斤，交给国家公粮后就所剩无几，所以我家天天喝稀粥仍接勿到来年的早稻米。为此，父亲曾将晒燥扬净的港地产的蚕豆一小袋约五十斤，背着步行4公里到广陈（那时叫港中）粮管所调换大米，回家烧粥吃。

我家吃小菜非常简单，父亲剥个生蒜头捣碎放点酱油就能过一顿饭，有时直接滴几滴菜油加些酱油冲点开水泡碗酱油汤也能过饭。农村常见的腌制雪菜和臭苋菜梗几乎顿顿吃，而且“百吃不厌”。有时难得一次改善伙食，买了块猪肋条霉菜烧肉，我不喜欢肥的，父亲就把一块肉一拆为二，肥肉他吃，精肉给我吃。

我小时候走亲戚，去港东大姨家，要过大落汇桥。由于原先的桥是木栈桥，年久失修，人走在上面，桥就不时摇晃，下面的水波光粼粼。我害怕不敢单独走，父亲就俯下身子背着我过桥。

我小时候上学时，有一件事对不起父亲。一次父亲要上街去，我请他买一支夹心铅笔，他买回来的却是支一般性的铅笔，我一看，立马火气就来，将铅笔用力摔在石头上断了好几截，父亲看见摇着头走了。后来长大后，我也没向父亲当面道歉，真是遗憾。父亲没识字，叫他怎么区分什么笔呢？

父亲干了一辈子农活，常年累月，得了老腰病，经常去胜利卫生院（平湖中医院前身）看中医，配点药膏贴贴，有时后背他自己贴不到，叫我帮忙。后来随着年纪大了，他的背越来越驼，我们看着也为他吃力。现在才知道是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所致。那时的老腰病，很难看好。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更忙碌了。我们每次回家，父亲一直在田间地头劳动，或在港地头种各种各样的蔬菜。而我们每次要回平湖城里，父亲总是将一蛇皮袋时令蔬菜提前准备好了。

父亲年老生病，病痛折磨时在子女面前从不啃声，像他的性格一样，沉默一生。都怪我，太自私，不懂得关心人，如陪父亲早一点去城里看看病，父亲可能还多生活几年。现在讲这些话，已属多余，再也无法挽回了。

父亲啊，有首歌唱得好，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是您和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几个养大，等我们真正明白人生的真谛时，你们都来不及与我们打声招呼，就急匆匆地驾鹤西去了。我们如今只能在梦中才能看见你们。有一句话永远是对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谨以此文，纪念十八年前逝去的父亲。

2021年3月

□ 朱其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