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延隆 刘濛怡

一、问题的提出

记忆是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方式。尽管记忆的重要性往往因其得以超越个人体验的社会属性而被不断强调，但社会学传统却每每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视为构成记忆的“两种文化”。集体记忆往往是由某一个主题或者事件引发，通过人们脑海的展示再现，有意识地建构社群的集体记忆，记录社会想象和国家记忆。作为共同的生活经历，集体记忆通过人们对现实世界的重新诠释，借助物质世界如博物馆、纪念馆等可视化情景，引发人们对事件本身的再认识。博物馆、纪念馆等作为向公众开放的保存记忆的重要媒介，在当下成为人们反思和重新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场域，以构建集体记忆的思想共同体。党史资源的地域性、独特性和传承性在客观评释革命事件发展、发挥党史文化作用上具有重要作用。转角湾是平湖市本地党史资源，其精神内涵体现出的“坚定理想、敢闯敢拼、前赴后继、砥砺前行”，不断激励着无数的平湖共产党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凝聚集体记忆。然而，转角湾红色集体记忆的作用因素有哪些？如何以此更好地利用其构建集体记忆？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二、文献回顾

集体记忆的研究最早源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他认为共同回忆创造了凝聚感，形成“集体意识”能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方式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具有公众性，记忆的形成和保存都必须依赖一定的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们之间的接触才能得以保存。也就说，记忆不仅需要神经系统的指出，也离不开社会交往。记忆是集体的社会行为，现实社群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个人领域的记忆有潜力成为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些记忆是共享文化资源、共同历史经验和群体纽带表达的积淀，或可被称为“集体记忆” 。个体不仅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记忆，而且有赖于社会交往来唤回和重构记忆。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并非对过去的保留，而是在现在基础上的对过去的重新建构。国家权力视角是中国记忆研究中常见的视角，强调国家的力量贯穿于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个体或群体可以认同或反抗国家对记忆的塑造，但都必须面对不曾缺席的国家权力。记忆能否走向公众固然是占据权力与资源的群体推行的结果，但只有通过外群体的见证才得以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集体记忆是如何传递的？现代国家的集体记忆是媒体、社会组织、国家力量等多重角色共同构建的结果，这其中媒体对事件报道产生的社会烙印影响着集体记忆的稳定性，大众媒介的报道能够将当下的影像、符号、情境与过去相链接，因而使得集体记忆的连续叙事能打通社会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使记忆得以“延续”。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夫妇延续了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观点，主张人类不仅以第一人称单数“我”生活，而且以各种形式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生活，每一个“我们”都是由特定的话语构成，这些话语标明了某些界限，定义了各自的包容和排斥原则，并提出承认集体记忆的概念就是承认某种集体认同。他们提出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且就身份认同以及文化记忆的传承延续进行了研究。根据记忆的活跃程度，阿斯曼夫妇又将文化记忆划分为活跃的功能记忆和被动的存储记忆。前者与现实相关、被经常启动和使用，后者则类似于沉睡的火山，处于记忆的边缘地带，难以与现实对话。个体是记忆的主体，与个体记忆不同，“集体记忆”则更关注群体层面的符号、仪式，以及超越于个体存在的社会和历史要素。

影响记忆形成和传递因素的研究也颇多。情绪理论是解释“记忆窄化”的典型视角，情绪事件中的核心特征会强化记忆，但是边缘或背景特征往往容易遗忘。当人们的注意力被某种情感刺激吸引的时候，那些不含情绪的信息则不会吸引过多注意，也不太可能被记忆系统编码。即使这些信息被编码，也很难经过再次深加工后存储在长期记忆里，情绪信息占据了人记忆容量中的大部分空间。同时，人们对某种情绪的感受越强烈，则越乐意分享它，接受情绪渲染的人也越多，情绪分享的渴望也会延至更长时间。每个人都可以作为群体、小区和社会的一份子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情绪体验。地方党史资源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保存载体，通过博物馆、纪念馆等大众媒体得到扩散，经个体分享体验后更易形成集体情绪记忆，尤其在本地人、家庭成员中这种记忆更加刻骨铭心。

不同学科对记忆的研究视角不同，传播学更多关注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的形成和传播，社会学更多的是强调群体、社会、制度在个体记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心理学更看重记忆的个体维度。过往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在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部分记忆研究致力于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媒体情境下对事件的再现，而对作为社群传播的重要载体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却研究较少。在对集体记忆理论、情绪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博物馆、纪念馆等可以成为集体记忆的新视角，当事件本身在爆发时引发一定社会情绪时，这种情绪会和核心信息一起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形成对重大事件的话语资源和共同心理，可以构建公众集体记忆，将情绪分享至社会网络中。一旦社会分享产生，情绪就能蔓延至其他个体，共同的情绪能够统一公共争论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这种超越时间和空间层面的情绪扩散有利于建构和巩固人们对于集体经历的共享知识，强化人们对事件的情绪反映。本文从“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基础出发，既考虑外部因素对集体记忆保存的影响，又试图分析事件如何构建人们的记忆以及记忆如何出现情绪窄化的现象。

三、对“转角湾精神”集体记忆的擦拭与保存

集体记忆是近来为了说明人类的记忆现象，以及记忆与社会、社群间的可能关联与互动而提出的一套解释架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这套理论的特色，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将个人的记忆放在社会环境中来探讨，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记忆。记忆是集体社会行为，一些集体社会活动的本身就是对集体记忆的强化，形成和凝聚成集体意识。其中尤为强调历史记忆的出现是人外在建构的结果，而建构的条件往往基于个人或团体的自身利益，或对政治社会的现实考量，从而凸显集体记忆“建构性、主观性、社会性、现实性”的四大特性。

“转角湾精神”的集体记忆值得被讨论。通过以“转角湾精神”为主题的集体记忆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国民群体情感和团体认同能获得高度的凝聚与深化。红色转角湾党性教育基地、红色记忆长廊等丰富的党史资源，凝练出历史经验教训、文化创造发展和政治实践践行的三重属性，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涵相契合。且相较于党史资源而言，地域的临近与切身环境的时刻熏陶，使转角湾当地的党史资源在心灵上更易激发人们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从而促使人们凝聚个体记忆，于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重塑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通过可视化资料、视频或者图片的展示，纪录并保存，扮演着保存人类文明与文化的纪念馆事实上无法保存所有的记忆与对象。这些保存记忆的科技通过筛选过程，选择部分记忆予以保存，同时也因此选择其它部分予以遗忘。因此，记忆与遗忘为一体两面，都是社会性建构的过程。然而，人们选择保留何种记忆、去除何种记忆则与对事件本身的解释以及社会建构相关。

人们如何记忆或遗忘创伤事件，往往取决于形成事件的原因。转角湾革命源起于白色恐怖的背景，恶霸地主对贫苦人民的压迫剥削，反对派对革命力量的持续打击，紧张、恐慌、害怕的情绪弥漫于每个人身边。悲剧的故事每天上演，革命人士的牺牲、生命的即逝所造成的历史伤痕，往往成为人们不愿去记忆的事件。当下，转角湾从理论研究、党史宣讲、实践践行的三重维度深挖本地红色资源。以“红色转角湾 精神永流传”为主题举办弘扬“转角湾精神”理论研讨会并开展主题征文活动，开展“红色电波”传播党史，通过复原中共党员开展革命活动的百年老屋展示相关史实资料，开辟转角湾党支部活动场所以进行教育活动。以有形或无形的形式选择建构“转角湾精神”，这是人们选择保存的记忆。

诚如哈布瓦赫指出的那样，记忆总是与单一的社会群体相联系，每种集体记忆都需要来自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群体支持，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遍的群体拥有普适性的记忆；人们通常会共享多种集体记忆，有多少个群体，就有多少种集体记忆。个人与社会都常借着可视的对象、文字、图案等唤起记忆，有选择性地记忆与遗忘，架构符合现今社会所需的记忆保存内容。

因此，优胜碉堡群遗址、独山港镇抗战历史宣教基地、转角湾党支部等作为可以唤起或更新集体记忆的活动地点，常与集体记忆紧紧扣连，通过选择、体验、诠释不断循环建构集体记忆，选择性地为整个社会及民众保存记忆。其中，转角湾党性教育阵地以开放式、共享式、情景式为宗旨，“转角印象、时光忆站、岁月留痕”为逻辑，借助场景还原、故事还原、人物还原等形式，回忆昔年转角湾党员群众上下一心、共克时艰的艰辛时光，感悟时代发展，凝心聚力，以激昂的精神投入新崛起的征程。

个人通过侵入性回忆、倒叙回忆片段等几种记忆方式，不断反复重返造成革命场景的症状。人们皆知党诞生于上海与嘉兴南湖，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党在平湖的出生地在何处？转角湾作为第一个中共党员浴火重生后整装出发的港湾，地方党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新街暴动”。通过强制地重复提及暴动队员攻占地主庄园以沉重打击反动派凶焰的壮举，扩大共产党在贫苦百姓中影响的意义，在不断咀嚼、冲击、考验国家民族的未来中，强化个体记忆，构建集体记忆主体。其所形成的记忆，不再单纯地成为个人的记忆活动，而是社会群体的集体性记忆。

除了亲身经验与诠释，转角湾也通过各种再现机制与仪式活动，进行再建构与传承。近年来，转角湾借助政府的力量打造红色阵地，开展各类党史活动，以社会中有权力的团体力量，重铸今生的转角湾，重新唤回人们对过去社会记忆选择、重组与重建后被遗忘的历史事件。以此思考相关纪念馆存在的价值核心，除了提供体验、诠释、重复三个层面以外，同时也提供人们一个全新的认知结构，协助建立具象意义。

四、“转角湾精神”集体记忆的建构因素

纪念馆是建构一个历史性事件或会议、处所的场景，每个团体往往因其自身背景与经历的不同，而对同一历史事件有着不同的史观、诠释角度与记忆。记忆是连接人类过去的重要活动，而我们如何记忆也塑造着我们的现在。社会选择性地遗忘事件带来的各种狭隘的偏见与意识形态将潜伏于社会中，导致后续种种社会问题。法国思想家赫南（Hernán）指出：“在人民的共同记忆中，灾难与伤痛比享乐或是光荣更重要，也更有价值，因为它更能紧密地结合民众，唤起患难与共的情感，进而使人民凝聚成为一个坚实的共同体。” 因此承载事件伤痛的纪念馆、主题网站可以用于展示与反省历史事件，同时也可以形成、重塑民众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的纪念仪式 文化的认同一方面源于事件的发生凝聚了人们对于地区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因媒体对“他者”的报道而格外强化。媒体通过纪念仪式凝聚人们对革命事件的重新感悟。转角湾作为“金平湖最早升起太阳”的地方，是平湖中国共产党星星之火蔓延的火种，它不仅被历史记载、被文章书写，更镌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永不遗忘。对于转角湾集体记忆的刻画，从李一谔发展平湖第一个党组织的传播，到“新街暴动”“转角湾事件”的发展，以及后续革命的发展，其过程蕴含“爱国奋斗、坚定理想、敢闯敢拼”等“转角湾精神”，具有深刻的集体记忆性。革命的艰辛斗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逐渐被世人淡忘，但通过立碑纪念、仪式活动等可以延续并强化人们的集体记忆。在新时代，转角湾打造多媒体史诗剧《转角湾》这一红色文艺精品，讲述李一谔带领贫苦农民和盐民入党并建立起第一个党支部，在暴乱中英勇奋战。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动人故事，诠释了平湖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此同时，邀请老党员开展“百姓名嘴”巡回宣讲，联系各自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实际，忆党史、谈体会、讲奋斗，凝聚“转角湾精神”的共同记忆，在联系彼此心里感触的过程中产生休戚相关的共同体感受。

集体记忆的纪念符号 符号作为集体记忆传播形成的重要媒介可以唤起公众记忆，在“转角湾精神”的纪念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当“新街暴动”“转角湾事件”等历史事件以及李一谔、颜书绅等相关人物再现于人们视野中时，那段艰辛困苦却又饱含坚定信仰的革命事件会被重新启动。其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不是当下修复的场景，而是旧照片。虽因时间流逝而斑驳，但风雨飘摇之时依旧坚毅的目光和不变的信仰在当下仍清晰可感。这是唤醒人们不忘建党初心的宝贵材料，是平湖人关于转角湾集体记忆的关键铭记点。同样，名字也是转角湾精神的重要符号。“李一谔”是转角湾革命起源、共产党员发展的记忆联想词，是承载这场满怀热血与伤痛集体记忆的纪念符号。1927年冬，遭金山当局通缉的李一谔来到转角湾，于情势危急中在转角湾先后发展20多位共产党员和众多共青团员，广泛传播革命思想，使转角湾地区成为金山、平湖两地共产党员的活动中心。在上级的帮助下，“天下第一军”百余人以浩浩荡荡之势火烧恶霸地主宅第，让穷苦百姓在漫漫长夜中看到星星之火。在反动势力的残忍围剿中，李一谔在途经八字桥时被捕，数日后被杀，牺牲时年仅31岁。然而革命的发展却未停止，红色的种子已播撒在转角湾的土地上，在李一谔发展的众多共产党员中得以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性的记忆场域会被人们逐渐遗忘，革命的细枝末节会被时间和琐事湮没，但是“李一谔”这个名字将被人们永远铭记。如今，李一谔烈士生平展陈中符号的出现以及运用，除了具有缅怀过去、唤醒记忆的功能外，对于吸取革命发展教训并且告诫世人当下安定生活的来之不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进一步来说，符号的表征也有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形成人们集体共识。

集体记忆的纪念话语 纪念话语镌刻集体记忆，关于转角湾革命的话语层出不穷。回溯革命发展，李一谔常以“阶级斗争，实行革命，遵守纪律，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激励党员坚守共产党员的职责，朱轶凡以“外交失败则丧权辱国，金钱外溢则国衰民贫”发动群众支持国货……立足当下追忆，“博爱浩荡永存转角湾”“铭记金平湖最早日出的地方”的深情呼唤，不同群体以撰写演讲稿、纪念文章、写作文等方式的深切缅怀，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转角湾，共同刻画转角湾集体记忆。纪念话语的形成与传播可以引发人们的情绪感染，触动心灵而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对于塑造集体记忆具有重要的构建功能。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仪式感召，是个体记忆的深层次再现。在社会宏观层面角度，纪念话语对于凝聚举国上下团结一心的精神，汇聚党和国家、人民心连心的毅力与决心具有积极意义。

集体记忆的保存场所 集体记忆的保存场所可以分为现实的物质空间和虚拟的空间，通过对有形物质和无形情感心理的整合而对人们产生影响。保存场所借助多重实物展现事件，如雕塑、书信、事件中的一系列遗存物品。在转角湾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的老屋、地下组织的隐居地以及给工人上课的学堂等地可以用于作为存储集体记忆的保存场所。作为记忆保存机构的纪念馆，通过选择与展示再现建构社会集体记忆，其具备的集体性质及提供的叙事与浏览经验，可以让人们藉由历史悲剧及事件的反思与感怀，凝聚民族情感及塑造生命共同体的意识。但因视角、立场的不同，会给人们带来叙事、诠释时感官大相径庭的情况，甚至充满矛盾与冲突，影响个人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认同。因此，纪念馆的意义不仅仅是回忆与体验，更是重塑与建构。例如转角湾茶馆，在转角湾事件中，平湖县水警队联合缉私队包围转角湾茶馆，杀害和拘捕了正在议事的8名骨干党员，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作为骨干党员被捕杀和革命中止的茶馆现已重筑为纪念馆，为现下人民学习历史、开展党性教育活动提供平台，构建群众对转角湾党员不屈精神的诠释与意义，进而达到“重新裱框经验的认知结构”的效果，帮助人民以正面的思考角度，赋予革命受挫事件的可管理性与可理解性。

五、“转角湾精神”集体记忆的崭新构建

集体记忆传递与个体记忆传递有相似性，即基于社会成员对记忆信息接受和拒绝的过程。集体记忆信息一旦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就会进入上行通道，被进一步共享、重塑，最终达成普遍认同，从而进入下一个集体记忆强化、再巩固的循环。但接受一部分集体记忆信息，就意味着拒绝和遗忘一部分信息，记忆内容会滑入下行通道，被抑制、提取困难，最终逐渐消失。这一过程也就是集体记忆逐渐概括化的过程。由此，集体记忆传递的信息、符号互动、认同三维度结构模型可将集体记忆筛选及传递过程展现为三个通道：一是群体成员对集体记忆相关信息的共享过程；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符号之间的互动对集体记忆的重塑过程；三是置于社会框架中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这三个结构维度既伴随着个性化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群体的普遍化过程。

阐明纪念场馆的运作机理，进行信息传播的集体记忆 塑造、建构集体记忆的基点在于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基本信息内容。纪念馆作为承载多元话语的公共平台，其多元化话语信息表达的传播方式具有独特性，通过一定的网络用语或者网络流行语、流行方式进行内容整合与构建，从而形成集体记忆建构的基础元素，强化了人们对散落式的虚拟生活的理解度和接受度，给予了人们诸多“自由”，实现了感性层面上的放纵和想象层面的解放，并有可能形成强大的信念指引。在这种“自由”状态下，社会公众是“体验者”“参观者”更是“参与者”。在相互性条件下的合理规范内容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规范性内容，从而为社会主流凝聚社会认同和共识。在事件过后，人们借助博物馆、纪念馆等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通过信息内容的生产，强化人们对于事件的理性认知，形成强烈的社会认同。

内容信息的生产是塑造集体记忆的必要的现实元素，该过程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划分，主动过程常伴随着个体对自身相关信息的优先处理加工，被动则意味着集体记忆受到他人、环境、社会框架的影响而进行筛选、编码、存储、提取。接受则集体记忆传递，拒绝则集体记忆逐渐衰退。集体记忆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的追溯，其时间进程跨度较大，将个人的经历嵌入公共领域，与社会网络结构相联结，连接个人与社会。

运用纪念场馆的叙事手法，构建信息共享的集体记忆 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对历史的共同记忆在人与人的信息分享和互动交往中逐渐形成。集体记忆最初是孤立的记忆，通过符号互动或叙述获得具有关联性和连续性的独特结构，且与其他记忆信息相互印证并最终嵌入整个社会运行体系。社会网络中涉及的信息内容通过常规、回忆、多线性的叙事手法，使其在纪念馆中的覆盖面更为广泛，该传递过程中记忆表达者与记忆倾听者之间的记忆内容不断被强化，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范围得以拓宽。

纪念馆所企图传递给人们的信息及其所欲引发的感受与认同个人的存在密切相关。人们的现实感受并不完全如预想般地呈现，背景、经验及社会、政治立场等均影响着人们获取信息时的感受。回顾人们对纪念馆的研究趋势，从早期行为主义式，到近年来重视认知方式与学习成效，显示出其趋势已有明显地从外在行为的探讨到内在经验研究的改变。在不同性质的纪念馆中，其记忆内容也显著不同，尤其在纪录及展示充满着悲伤与“转角湾精神”的纪念馆中，人们的记忆则明显地夹杂着个人悲伤的记忆与集体的创痛，如于“转角湾精神”进行的研究访谈发现，受访者会表达出对历史事件重构的集体记忆。

把握纪念场馆的社会关系，重塑符号互动的集体记忆 纪念馆多以历史叙事为主轴，搭配照片、仿真历史场景的模型为辅，来架构并且铺陈整个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历史的发生已无法重现或还原，为加强叙事的真实性及可信度，纪念馆运用大量的照片来佐证展示说明架构的历史叙事。这些照片将曾经存在、发生过的某个场景及人物，通过感光的特质成为我们凝视的对象，使得历史事件的发生更显得真实。照片事实上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展示，运用文字语言加以诠释来架构其论述，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诠释与展示。

符号互动作为集体记忆的传递方式，具有重塑集体记忆的作用。有关社会互动对记忆的研究表明，若研究者让被试观看一组交通事故的图片，之后再向被试描述事故额外的与原始图片信息相一致或相冲突的信息，会出现研究者通过语言的互动向被试植入错误记忆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断，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可以成为形成和塑造集体记忆的有效方法。

塑造纪念场所的文化认同，构建基于国家认同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需要经由个人认同到集体认同再到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基于不同层次认同的建构，纪念馆运用设计建构引发人们的情绪体验，使移情作用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与力量。以跨越平湖市和金山区两地的红色线路“红色记忆长廊”为例，其叙事手法一方面将过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真实场景镶嵌在国家历史的脉络中，通过优胜碉堡群遗址、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李一谔烈士生平展陈室等党史基地建设，真实还原、再现昔日场景；另一方面则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来传达“转角湾精神”。从“星星之火、历史之轴、燎原之势”的点线面三重维度设计和叙事，给人们提供受难者和见证者的两大认同角度展示。前者通过纪录革命期间受难者的真人真事，来引发人们的认同；后者则通过各种宣传活动、故事，使人们采取见证者的角度来观察。通过这两种叙事策略，其最终目的，在于引起公众对于国家意识和国家凝聚力的认知。

与个人事件记忆不同，公共事件记忆有很多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当公共事件中集体记忆的叙述图式模板被人们普遍接受时就会转化为较为稳定的国家记忆，国家认同大多建立在人们对公共事件的记忆基础之上。某种意义上，人们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通常形成于文化媒介或不同社会成员相互接触和沟通，以语义记忆而非情景记忆的形式呈现。例如个体没有亲身经历过革命斗争，那么有关该事件的集体记忆就可能会以一种常识性知识植入人们心中。尽管有些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并非社会成员亲自经历，但社会成员参与集体记忆的编码和传递，会促使集体记忆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共识性内容。由此看来，对认同的分享可以促进人们对集体记忆共识性信息的接收和把握，可以使集体记忆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强大助推器。

（作者简介：王延隆，系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刘濛怡，系浙江理工大学讲师。本文获得由平湖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红色转角湾与百年辉煌”主题征文一等奖）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剪纸） 倪月萍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