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为弼，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字右甫，号椒堂，别署蕉声馆、鉏经堂，浙江平湖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十年（1805）进士。卒于道光二十年(1840），历乾、嘉、道三朝，当时学者称之椒堂先生。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工篆隶、篆刻、绘画、诗文。著有《鉏经堂金石跋》、《伯右甫吉金古文释》、《续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鉏经堂积古印谱》、《蕉声馆集》、《蕉声馆文集》、《蕉声馆诗集》、《新安先集》等。朱为弼的篆书创作取法商周铜器铭文，赖于他一生对吉金的僻好，而这个僻好的时代背景，即金石学在清乾嘉以后的复兴。朱为弼的铭文书法，搨摹、临摹、集字、创作，有着密切联系。手搨铭文，是其铭文书法的审美经验积累；手摹铭文，是其铭文书法的实践基础；将铭文临写成作品，则不受摹本限制，多有洒脱轻松、随意错落之美；集字创作，颇考究文辞与古文通假，书写则不全依摹本，是基于模拟并稍作变化的结果；其纯粹创作，则用字不纯是铭文篆法，用笔结体也不纯是铭文特征，而是借鉴《说文》并参考小篆书法的产物。朱为弼的学术研究与铭文书法说明，篆书创作由固守二李篆法向鼎彝铭文的拓展，在学术上离不开款识之学，也离不开《说文》学，在书学上同样离不开传承既久的二李篆法。
一、僻好吉金
乾嘉时期的篆书创作固然以师摹二李石刻为主要倾向，若研究视野仅此，则不足以概见此期篆书多维度、多面目的特点。随着金石学的复兴及古文字学从《说文》学的逐渐分立，一些书家开始引商周铜器铭文入篆书创作，在此期亦成滥觞之势。不过，那时的书家要涉足于此，并没有今人如此容易，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赖于大量商周铜器的出土；二是对这些铜器上的铭文作出考释，但其时《说文》学极盛，学者们研究古文字的主体，仍是《说文》小篆，与铜器铭文究竟不是一回事，故不得不于《说文》而外立一专门之学也。此时期以商周铭文为篆书创作者，若朱为弼、张廷济、赵之琛、徐同柏等，皆通于六书邃于《说文》，又好藏吉金，或考释铭文。其中，朱为弼算是从事斯学与创作较早的，并且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位。
但朱为弼首先是一位政事卓然可传的官员，其历任官马馆监督、兵部主事、员外郎、顺天乡试同考官、河南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礼部给事中、顺天府尹、通政使司副使、太常侍卿、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武会试副考官、兵部左侍郎、仓场侍郎、漕运总督。从《朱为弼崇祀录》看，其三十年宦迹之可数者，若查办江西、闽、浙连界流民滋事；稽查海运仓；奏请整饬捕务，以靖盗源；查禁山东境内水手滋事以及条奏剔弊速漕章程九事等，可谓政绩不疏。故其殁后三年，即奉旨入祀乡贤祠，其传记后又被列入《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三之中。
朱为弼又绝非仅以科场政事相焜耀者，其读书破万卷，根底深厚，既是博通经术的学者，更是艺术修养极全面的艺术家，故文章艺事亦卓然可传。其为诗，“如黄钟大吕，洪响一振，万籁俱寂”，得韩退之之奇、苏子瞻之逸，皆不尚冶炼而情志毕达。尤特出者，则在咏古铜器诸作，其好友叶志诜在其《蕉声馆诗集》中谓之“波谲云诡，宝光烛天，如祥金吉石罗陈于前，夔抱雷回，离离奇奇，炫耀心目，非夫贯串坟典而得其清华者岂能如此耶”。于绘事则工花木，尝谓“自怜生性爱涂鸦，敢以徐熙没骨夸”，其自信可见一斑。传世者以墨笔牡丹、梅花、菊花、柏石为主。于篆刻则宗秦法汉，所尚在屈曲填密之摹印一道。其自少即慕童子篆刻，生平所见古印之秦汉迄唐者万余枚，壮年时尝与浙派印家陈曼生等人以论印为乐，“或手摹之，或切劘之，惟其就官以后则少作耳”。
诗书画印四者之中，朱为弼影响之著者当在书。其于书则工于篆、隶、草，而特出者则商周铭文篆书。《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著录椒堂（朱为弼号椒堂）作品，仅第十二册所见《篆书七言联》一件。其他各著录书所收者，亦皆以鼎铭篆书为主，这说明椒堂于书法之致力者必在斯。在椒堂之前，书写商周铜器铭文的书家并非没有，但真正能结合自己的考释成果，由搨摹铭文到集鼎铭的文辞与字形书写成作品，并进而以此从事篆书创作者，椒堂确属清代较早之滥觞者，这应当不是偶然的。故此，在对这位开风气的书家作艺术本体的分析之前，有必要认清其所以从事商周铜器铭文篆书创作的时代背景及其自身的学力条件。
椒堂以商周铜器铭文为素材从事篆书创作，赖于他一生对吉金的癖好，而这个癖好的时代背景，即金石学在乾嘉以后的复兴。金石学肇始于汉，兴盛于宋，迄元、明而中衰。清初顺、康、雍三朝，金石学研究之成果主要偏重于石刻，古代铜器著录极少。据黄德宽、陈秉新所著《汉语文字学史》记载，乾隆以后，鼎彝古器之出于土田榛莽间者则数十倍于往昔。从数量上看，自汉至赵宋，历代所出器物才六百余件，仅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采用十六家私人所著录，清朝出土铜器就有三千一百六十四件，除去伪器一百三十五件、宋拓四十九件不计，实际也有二千九百八十件。而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七百年间仅有六十七种，其中属宋人者有二十二种，乾隆以后约两百年间竟有九百零六种之多。由此数据，大抵可见乾嘉以来金石学繁盛之景况。
乾嘉时期的学者，包括椒堂在内，之所以对商周铜器给予足够重视并纳入学术视野，除古器出土日多的客观条件之外，亦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外缘和内因。所谓外缘，即乾隆十四年（1749），梁诗正奉敕仿《宣和博古图》，编成《西清古鉴》四十卷，著录内府藏商周至唐代铜器一千五百二十九件。约乾隆四十四年（1779），清高宗又敕编成《宁寿鉴古》十六卷，著录内府藏铜器六百件及铜镜一百零一件。乾隆五十八年（1793），王杰等又奉敕编成《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著录内府续得铜器九百四十四件，而盛京所藏铜器九百件，则编成《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四书所录清廷所藏铜器，都四千余件。此风一出，海内士大夫始相与搜集古器，而私家之著录，又皆在嘉庆改元以后矣。其著录一家藏器者，始于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著录诸家藏器为专书者，则始于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钱、阮之辈，皆是博通经术、邃于《说文》的学者，亦是工于篆分的书家。所谓内因，即四库开馆以来，商周铜器铭文作为研经考史的直接辅助材料，都被汉学家们予以高度重视并引入学术研究。就研究旨趣看，乾嘉时期金石学可分三派：一是以金石铭文补经证史者，以钱大昕为代表；二是汇集出土金石材料，编为专书者，以王昶为代表；三是考其源流升降，辨其新旧真伪与鉴其书法优美者，以翁方纲、黄易为代表。在当时汉学兴盛的背景下，以金石补经证史一派实际上是占据主流的，金石铭文也正是以其直接材料的重要价值而得到核心学术圈的关注。乾隆中期提倡朴学的领袖人物朱笥河就曾提出，金石材料以其名物杂陈、辞义典雅，可以为经传注疏辅翼。被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的经学家阮元，在其《商周铜器说上篇》中，直将铜器铭文视为“重与九经同之”的地位。为《说文》作注的经小学大家段懋堂，虽对铜器铭文所作研究不多，但亦认为学者摩挲三代器铭，可以知六书条理，可以为六经辅翼。就连偏重金石资料著录、考证的王昶、翁方纲，也认为金石铭文可证经史小学。以金石证经史、讲六书，可谓当时学者共有之卓识。
椒堂对吉金的癖好，与这个时代环境自是不无干系。其对吉金的好藏和研究，可以说是终其一生的，而那个影响其所以如此的具体环境，则不得不一述之。椒堂的吉金之学，约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周散季敦歌为程铁楼驾部作》中，椒堂自谓“少时摹释铜花披” ， 此即第一阶段的少时居家时期。椒堂外家藏庋铜器甚富，曾承庭训观摩各种器物，或手摹椎搨，或强究籀缪，以穷文字源流，心精研合，以致忘饥忘疲。这种观摩铜器、摹释鼎铭的训练，为他后来走上金石学道路并从事铜器铭文篆书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及壮，椒堂又负笈杭州，所谓“师门积古更无匹”，即第二阶段的从师阮元时期。阮元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也是颇有卓著的金石学家，为官之余，好访求各地金石，收藏甚夥，并著为专书。道光三年（1823），椒堂在《阮宫保师六十寿序》中，尝谓“为弼随侍涵丈阅二十有八年于滋矣” ，以此逆推二十八年，则椒堂从师阮氏之始，至迟在嘉庆元年（1796），是时椒堂二十六岁，阮氏时在浙江学政任，其著录金石一千三百有奇的《山左金石志》已成书三年。嘉庆四年（1799），阮氏复聘椒堂课其长子阮常生于积古斋中。嘉庆五年（1800），阮氏授浙江巡抚，又在孤山之麓建诂经精舍，聚两浙诸生讲读其中，广播汉学。椒堂亦与陈鸿寿、李遇孙、陈鳣、吴东发等金石学家、经学家九十二人一并列为精舍讲学之士。直至嘉庆九年（1804），椒堂仍在阮氏节署，故其自谓列其门墙最久，终其一生，尊阮氏师甚恭，尝称阮氏为“崇儒臣之风规，实多士之模范”。而椒堂在随侍阮氏期间，得以广见积古斋及其他金石学家若孙渊如、钱献之、江德量、江藩、张廷济、宋葆淳等人所藏铜器，又常请业金石文字于阮氏，并辅其成《积古斋钟鼎款识》一书。
如此看来，其一生对金石所作的最集中的研究，当在这十年期间了。而诸生对金石的嗜好与研究，为阮氏所最重者，亦在椒堂也。
嘉庆十年，椒堂成进士，曾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京中金石学家叶志诜订交。往后就官北京直至晚年，即其吉金之学的第三阶段。官京师期间，虽案牍劳形，尟有余晷，而时与叶氏交甚欢。每以金石文字相商榷，间数日必相过从，每见辄以搜讨铜器、秦印、汉砖，剖析疑义为笑乐。除此而外，与金石学家翁树培等人亦常有毡椎乍搨之事。盖其用心之专，矢志不移，鉴古之当，殆天性然也。椒堂当时在北京的影响，何绍基胞弟何绍业称，“后生学士钦慕丈之好古，常恨不能一瞻起居”，可见其金石学家之名，早已远播寰宇。故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将椒堂部居于金石学家列传，可谓卓见。
金石文字资料的积累和著录，为古文字学的逐渐分立于《说文》学创造了条件。清代的金石学家，有的仅做搜集著录工作而未必兼考文字。椒堂一生用志于吉金之学，且以此为基础条件，并进一步开展对铜器铭文的考释，于古文字学的分立亦有筚路蓝缕之功绩。
二、考释铭文
椒堂以商周铜器铭文为素材从事篆书创作，更赖于他对这些古器上的铭文所做的大量考释工作，这是他自身的学力条件。
迄至今日，古文字的研究已达到相当水平，不论殷商系，或是西周系、战国系、秦系，皆各有发展，其字书亦可谓各系古文字应有尽有，众出纷纷。如果不去考虑学力问题而只顾书法形式美创造，则能握管者皆可就字书去从事篆书创作。然反观书史，实际情况就未必如此简单了。凡一种古文字新材料的被发现，虽可对书家创作的取法注入全新的内容，但这些古文字材料真正被引入书法创作，并形成一种潮流，往往都在古文字学家对这些材料作研究并形成考释成果之后。有甲骨文的考释成果，而后才有人从事甲骨文书法的创作；有战国竹简文字的考释成果，而后才有人从事战国竹简书法的创作。否则，仅观其书美而不识其六书，是根本不能施之于书法创作领域的。
商周铜器铭文的考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早在西汉中期宣帝时，美阳出周鼎一枚，学者张敞籀读而释之。东汉中期的经学家许慎，在其《说文》中收录数量并不多的古籀文，亦多据郡国山川所得鼎彝铭文以修之。自此以后，铜器铭文的考释研究，可谓代不乏人。宋代金石学兴盛，出现了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专书，也出现了最早的商周铜器铭文字汇——吕大临《考古图释文》。直至清代康、雍时期，尽管又有不少学者做过考释工作，也有汪立名《钟鼎字源》等字汇的出现。这些成果虽多有依据，但能正确释出的都是一些比较容易认识的，甚至有不少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错误，距科学的古文字研究尚有相当里程。加之出土铜器数量一直有限，不敷研究之需，故铜器铭文的考释在这漫长的时期都极不成系统，较之《说文》研究的成果，也是远远滞后的。篆书创作的取法由秦汉迄唐，以致清乾嘉时期，都是以类于《说文》字头篆文字形风格的二李篆书为主的，即使期间曾有少数书家书写铜器铭文，可也是六书不纯，格调不正，始终未能形成气候以打破小篆书法一统之势，恐铭文考释的滞后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椒堂的时代，铜器铭文的考释成就较之嘉、道以后吴大澂、孙诒让、刘心源等人的研究，虽未为显著，可比之以前历代还是有不少进步的。徐同柏、许瀚等学者的考释已颇多创获，方法亦渐趋科学。金石学在乾嘉时期的复兴必然带动考释工作的进步，也促进着古文字学的逐渐分立。必须指出的是，乾嘉两朝是金石学的复兴期，更是《说文》学的大盛期，那些考释铜器铭文的学者，多半都是邃于《说文》的专家，故考释铭文就不是孤立的学术活动。《说文》所收古、籀文占重文数量大半，金石的大量出土，使学者们不再一一信从许慎采录的这些古文字，于是出现了杨大堉《说文重文考》、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这样的专著，严可均《说文翼》等书亦结合金石材料对重文作考证增补。而《说文》古籀之研究，实际上也同时促进着铜器铭文考释的进步。《说文》虽不免有错误，但离了它，这些先秦古文字亦无从讲通。椒堂时代的学者们考释铭文，大都形成一个共识，即必须以《说文》为基础，《说文》是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而通过铭文的考释，亦可修正《说文》训解的错误、传抄的讹误，这在段懋堂、桂未谷、王筠、阮元、孙渊如、孔广居等学者的著作中常常能找到例证。
椒堂少耽坟典，通六书，于《说文》、《广韵》诸书所下功夫颇深，这是他对铜器铭文作考释的基础条件。道光十一年（1831），椒堂曾为张畊《古韵发明》 作序一篇，大体可见其对六书之学的看法，序称——
《说文》诸书，字书也，而声纬之；《广韵》诸书，韵书也，而义纬之。声音与文字，理相该备，而后训诂之学以明。
有关六书之学的纯粹论述，椒堂文集中几莫能见，幸有此叙而窥其一斑。由叙约略可知，椒堂治六书小学，是形、音、义并举的。《说文》诸书虽主为形书，但绝不可仅重其字形而不顾其声音，以声音纬之亦为必要。《广韵》诸书虽主为韵书，但绝不可仅重其音而不顾其义，以义纬之亦为必要。唯其形体、声韵兼明，而后训诂之学始明。商周铜器上的铭文，属于时代较早的古文字，故不明《说文》篆文字形流变无以通，不明声音今古之变亦无以通。椒堂既熟读经典，又持以形、音、义三者互通的小学观，使他在乾嘉这个广出鼎彝的时代背景下具备考释这些铭文的可能。
椒堂当然不是段、桂、朱、王那样的《说文》学大家，其对《说文》之研究亦未称专门。《蕉声馆集》中仅存一篇《戼、戼偏旁考》，至迟作于嘉庆七年（1802），倒也颇可见其精深的《说文》学水平。按，“戼”，见于《说文》卷一四下，训解曰：“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说文》日部“昴”、穴部“窌”、大部“奅”等字皆从戼声。“戼”， 亦见《说文》卷一四下，为字头篆文“酉”的古文，训解曰：“从戼，戼为春门，万物已出，酉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闭门象也。”《说文》艸部“茆”、木部“柳”、田部“畱”等字皆从戼声。椒堂通过偏旁分析，并联系《尔雅》、《周礼》、《诗经》、《玉篇》、《考古图》、《钟鼎款识》、《石鼓文》及商周铜器铭文等材料相证而多有洞见，如“鐂”即“劉”字，乃“劉”所从的“刀”传写误作“田”之故；“柳”不从“戼”，而必从“戼”；王鸣盛认为，“昴”字当从“戼”，椒堂以为此字音莫饱切，不得谓《说文》专刻误也。故王聘珍跋此文云：“椒堂先生洞见本原，广征博考，疏通而明证之，千载之讹， 一朝订正，其快为何如哉。”诚非过誉之辞。尽管如此，《说文》于椒堂，发挥得更多的是考证工具的价值，他常常在考释铭文时引《说文》相证。可考释这些先秦古文字，又不得静止地去看待古文字的发展演变，当然就不能笃守于《说文》。椒堂在《释鈃、妍》中云: “盖古人文字随变所适，不得以《说文》小篆绳之。” 这都是符合考释古文字的要求和特点的。
椒堂考释商周铜器铭文的直接成果，现存可考的，主要是他的《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这个稿本后来又成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祖本。
此稿本之成书颇多周折。道光二十六年（1846），椒堂长子朱善旂于京邸故纸中捡得已散佚之部分手稿，内有椒堂《伯右甫吉金古文释》题记数语。咸丰二年（1853）十月，朱善旂将这批手稿装成四册，第一册标目有椒堂自题“鉏经堂金石跋”六字，第三册标目有椒堂自题“伯右甫吉金古文释”八字。除朱善旂作叙而外，得见此稿本并题跋者有汤金钊、叶志诜、徐同柏、路慎庄、张廷济。咸丰五年（1855）六月，朱善旂殁，四册稿本归椒堂从孙朱之榛藏。因稿本各册题名不同，又乞杨岘更题耑曰：“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从阮元所定名，其后题跋者又有莫友芝、俞樾、黄彭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朱之榛复依稿本原第一册为卷，将散见各册之诸家题记别为附卷，计五卷，由椒堂侄曾孙朱景藩校录，以石印行世。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稿本，即朱之榛石印本。
据《伯右甫吉金古文释》椒堂题记所署“嘉庆癸亥仲秋十八日”可知，其考释当在嘉庆八年（1803）以前馆阮元节署的数年间。稿本第一、二卷所释铭文一百二十余种，未明各据为何搨本，第三、四卷所释铭文三十六种，则出自阮元藏江德量摹本。所考释铭文计有一百六十余种，皆见于阮氏书，惟数量尚不足阮氏书五百五十器的三分之一。朱善旂捡得这批手稿已在椒堂殁后数年，散佚当不少，则当日椒堂所考释者应更多。由于是手稿，其体例亦不甚严，大部分只出释文并案语，也有少量手摹铭文者。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成书于嘉庆九年秋，已在椒堂稿本所署时间的后一年。是书所考器铭，主要来自江德量、朱椒堂、孙渊如、赵秉冲、翁树培、秦恩復、宋葆淳、钱献之、赵魏、何元锡、江藩、张廷济十二家所藏及阮元自藏者，都五百五十器，椒堂即其中一家。此书刊行两三年即广布两浙，后阮氏又将其刻入《皇清经解》，遂使款识学蔚然成一风气。然各著录书皆将是书署以阮氏之名，当日椒堂在为此书作序时亦未曾提及自己做过什么工作，可阮氏序却称“以各搨本属之审释之”，且椒堂手稿今尚在，则其考释成果不当独归阮氏，椒堂实可称之奠基者与重要参与者。
椒堂稿本初不欲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而作。册中多处有椒堂改作阮元名，有案语署名空格以俟阮氏标明者，有椒堂原文而阮氏改定者，有阮氏草稿附入册中者，也有阮氏笔迹标朱某云云者。嘉庆七年（1802），阮氏曾摹勒重刊南宋王厚之《钟鼎款识》。据椒堂言：“〔阮〕太傅得宋王復斋《钟鼎款识》，拟以积古斋书续之。” 观阮氏硃笔更题椒堂“鉏经堂金石跋”于右的“积古斋续钟鼎款识”八字，犹见初拟名书之意。可是后来在编书时因采录有王厚之书所见搨本，不复以“续钟鼎款识”名书，故不得不再更名以“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今名。
椒堂稿本最终为阮氏书所采，二书考释同多于异，且源出稿本之痕迹甚显。如《伯右甫吉金古文释》下册中《三家彝》，其案语曰：“作器者当是追叔之僚属，犹《博古图》师淮父卤铭云‘对扬师淮父休’也。大夫称家，兄弟三人并为大夫，故云三家也。”阮氏书对此器的案语：“作器者当是追叔之僚属，大夫称家，同宗三人为大夫，故曰三家也。”不仅案语一致，其释文亦完全相同。又《商举己卣》、《周师旦鼎》、《汉元嘉刀》，既见于稿本，且椒堂又收录其《蕉声馆集》卷一，其考释与阮氏书都是近同的。因此，叶志诜、徐同柏、路慎庄、莫友芝、俞樾、黄彭年等学者在稿本跋中，都纷纷发表一致意见：稿本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祖本，积古斋书之成，固赖是书而导其源。这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不过，稿本与阮氏书又不完全相同，亦有部分案语特异，甚至释文相左，俞樾就曾对勘二书，讨论其异同，故其跋稿本称，“此书也不特可见文达之精意，并可补积古之缺遗，后世讲求吉金文字者读积古斋书，尤不可不观先生此书也”，这便是椒堂稿本之价值。
阮元精心金石文字，通仓籀之学，当时学术地位极崇，椒堂的金石至交叶志诜则称，“并世与文达齐名者，推平湖朱椒堂侍郎”，其见重若此。在阮元看来，椒堂的考释既可补经传所未备者，亦可补《说文》所未及者，这正反映了乾嘉时期考释铭文“辨识疑文，稽考古籍”的特点，也是汉学与《说文》学极盛背景下古文字学尚未能独立的体现。今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其考释皆无椒堂之名而实多椒堂之说，盖阮氏属椒堂，而椒堂以己说尽归之师耳。客观言之，积古斋一书虽开款识学之先，但从铭文考释看，“其考释文字水平不出宋人之右，胜义无几，纰缪累见”，固逊色于徐同柏、许瀚等人的考释无疑。对椒堂而言，这大量的考释工作，才使他具备引铭文入书法的先决条件，其篆书创作在取法上的突破二李篆书，固赖是而展开。（待续。本文作者任教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考古学博士后）
■ 杨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