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湖市委党校 曾现锋
一、思想重视，阐明党史学习的重要价值
五、氛围民主，总结党史的经验规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党史、国史，认识和把握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丰富经验，可以获得思想的启迪、知识的武装，提高工作本领，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延安时期，党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党史学习教育。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的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次学习教育活动，它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肃清党内错误思想路线的影响，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也为党史学习教育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党正处于紧张的战事中，但毛泽东仍高屋建瓴地要推动党史学习，并将其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他亲自主持编写《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等历史文献，要求党员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读党史，学习党的历史材料，以致当时延安流行一句话——“吃小米饭，攻理论山”。
毛泽东如此重视党史学习，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党史学习本身的重要性。这一点，他在1942年3月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中就讲得非常清楚：“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说明，只有把党史学好、弄懂，才能知道党的来源和去处，才能更好地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才能更好地加强党内教育，从而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纠正教条主义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认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只知学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只会引用或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而不在意它们是否合乎中国现实的实际情况。结果是，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高度重视，是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成功的重要保证。当前，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这一关键节点，要深刻认识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这恰当其时，也十分必要。
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对待党史学习，关系到党史学习的效果及目的的达成。延安时期，党史学习从启动伊始，就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它要求从实际出发，找出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此基础上，他对干部教育中存在的理论与实际脱节问题进行了强烈批评：“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作为应对之策，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中央决定的推动下，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专门刊发此前的《农村调查》，并撰写序和跋；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延安，中央机关、各群众团体、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干部纷纷走出书斋，走出办公室下去调研。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张闻天，他在晋西北和神府地区展开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后，思想发生巨大变化，认识到正是通过调研，自己“冲破了教条的囚笼”，补上了基层经验缺乏的一课，体会到“理论与实际联系，领导和群众结合”的重要性。
“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坚守，不仅使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效果，也使党员干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正确的学习路径，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入心入脑。以史为鉴，当前的党史学习教育，党中央提出要将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开展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做到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关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这既是对“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传承和弘扬，也是对党员干部学好党史的现实要求，一定要推动其落地见效。
学习方法是否科学直接决定着学习效果的好坏。延安时期，毛泽东非常强调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即唯物史观的方法研究学习党的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仅懂外国，也懂中国；不仅懂中国的今天，还懂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他说道：“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 这个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毛泽东通俗地称为 “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由此可见，“古今中外法”，是指从时空维度、纵横视角综合考量，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实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具体体现。
以此为据，毛泽东将党的历史按照发展顺序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并对各个阶段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客观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在提出党史发展三个阶段的基础上还深刻指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的准备阶段，可以与一九二五年的大革命合成一段。此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因为“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对于研究党史上的错误，毛泽东也指出，不能只惩罚少数的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这是主观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古今中外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它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一条基本原则遵循。所以，当前的党史学习教育明确提出：要以唯物史观为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去“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实事求是看待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
由于党史学习教育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作风，坚持分类指导，明确学习要求，学习任务，推进内容、形式、方法的创新，是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内在要求。由是，多管齐下、形式多样成为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突出表现在制度构建、教材使用、教育方式等多个方面。
制度构建上，功夫下在“管用”和“长效”上。一是建立学习组织机构，为党史学习教育顺利推进提供组织保障。如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活动。1941年9月又成立中央学习组，统一管理延安和各地高级学习组织。二是设立科学的学习计划。这方面，中央先后发布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以及关于干部学习、办理党校、在职干部教育、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等一系列保障学习教育的指示，合理规划了党内开展党史学习的一系列计划：如“每天两小时的学习时间”、“每月两次研讨会”、“5月5日为每年的学习节”以及“学习检查制度”、“干部征调学习制度”、“学习奖励制度”等等。教育形式上，多样性表现为创办各类学校。延安时期共产党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30多所学校和各级党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党的历史是主要的学习课程。创办各种报纸和期刊。如《解放》、《中国文化》、《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这些刊物不但刊登党中央作出的各项指示，同时也刊登了不少领导干部撰写的关于革命经验的总结。召开党史座谈会，通过各种座谈会，党员干部各抒己见，以更加直观的方式了解党史。此外，毛泽东还倡导运用歌曲、舞蹈、书画、舞台剧等新颖方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让参与进来的党员干部们耳目一新，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举措，增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当前的党史学习教育需要在“新”和“实”上下功夫。“新”指的是新颖。新颖意味着新鲜感，有了新鲜感，就会有兴趣。“实”指的是实效，它与“虚”相对，反对的是照本宣科、信口开河、为完成任务应付了事、人在心不在等现象，主张通过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等举措引导党员加深对党的历史理解和把握，对党的理论理解和认识。
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是对党的历史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科学总结，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重点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的实质与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根源，彻底清算了党的历史上历时最久、革命危害性最大的“左”倾错误，最终成为党史学习研究的基本遵循。
《决议》是延安时期党史问题大讨论的结果，它的形成充分发扬了民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形成的时间看，六届七中全会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共召开11个月，这是党历史上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国民党要员王世杰感叹道：“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做历史总结？这在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普通的政党都不会这么搞。”从起草的参与者看，不仅专门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亲自参与草案的修改工作，仅毛泽东亲自或主持修改的就达七次之多。参会的中央领导都审阅了决议草案，王明即使没有参加会议，但三次决议草案都送给他看了，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五名成员也都先后和他谈过话、传达会议精神，听取其意见。从形成的过程看，是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个党史学习教育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等领导人都曾深入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如由于审干工作出现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期间，先后做了三次自我批评。王明也专门给七中全会写信，对自己的“左”倾思想和“左”倾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延安时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所以能够成为正确党史观的依据，在于它通过民主讨论、民主参与、民主决策，对党的历史作了全面客观实际的评价总结，形成了特有的经验与规律。今天，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四、形式多样，注重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三、方法科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二、立场鲜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