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国权

有时我会想，上世纪六十年代，如果上海的那张大报能够连载二十岁不到的年轻小伙白祥飞的中篇小说《迁居》，而不是因为他所在的公社不予盖章而作罢的话，中国当代文坛或许能多出一位像赵树理、浩然那样的人物了。

这样的可能可以有，当然会有，就凭他十七岁就发表诗作，凭他当年气壮山河的写作抱负和炽烈的创作激情，凭那时候几位文艺界老前辈对他的厚望，凭我十几年来与他的接触、对他的阅读并从他的作品中深深感到的那种未被充分释放的文学的力量。

那种文学的力量不仅出没于他的小说、散文、戏曲、诗词等体裁多样的作品，而且也像一枚秤砣那样在他内心铁定下来。尽管时代的纷纷扰扰总在干预、压抑着这种力量，但最终还是消弥不了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于老白的忘年交我来说，并不会因为他尚未有一部“伟大的”作品问世而感到遗憾，相反，我眼里的老白不愧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存在。

老白又要出书了，这次是一本散文集，取名《清溪走笔》。他托陆伯鑫老师嘱我写个序，虽感力不能逮，却也义不容辞。花了几天时间细细读了一遍，眼睛一亮、内心一动之处着实不少，不免感慨良久：老白那与文学长伴的人生算得上是花茂果盛了。

2007年10月，《白祥飞文学作品选》上下两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随后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说老白的写作是当代乡土文学的可贵实践，并认为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一个“小”字：视野小、着力点小、主题小。视野小，保证了他所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着力点小，保证了他描绘的准确性；主题小，保证了他所要说的是切实的、真诚的，没有浮泛、大而无当的东西。

读《清溪走笔》里面的文章，仍能体会到“小”的魅力，“小”的深刻，“小”的力量。

这些文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人生经历的记叙，亲人故友的怀念，乡镇人物的素描，风情世态的速写。没有宏大叙事，只有对一系列小人物的刻画，而且大部分作品都不求篇幅，有的甚至区区五六百字，但对人性的揭示却已足够饱满。

我注意到，老白对其描述对象有着鲜明的情感取向，有爱与嘉许，也有叹惋与怨刺。《“山洞”岁月》《弯篓里》《我的祖母》等亲情外溢，《一把小红伞》中那个“八九岁的扎两朵蝴蝶结的小姑娘”纯洁绽放，《王老师》《何先生》彰显人性的光芒。当他写到那些手工艺人，金匠、弹絮匠、白铁匠、修鞋匠时，不仅嘉许他们的手艺，字里行间更透露出他对平凡、苦难却保持良善的小人物的一脉温情。而在《钟表匠》《老赵一家子》《友婶妈》《龙叔》等篇什中，他对那些在时代的浪潮中摸爬滚打、命运坎坷的人们表达了深深的同情，文字背后的叹惋之声犹萦耳畔。

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那些“带刺”的文章以及类似志怪、志异的作品。这类东西在老白以前的作品中难得读到。《面糊蟹黄》《两个红蛋》《一根食指》《四斤废铁钉》等文中对无良小贩、诓钱的外地女人、狡诈的算命人、黑心的修车人的描述刺纸三分，凸现出社会变迁过程中人性的晦暗。同样，读来颇具传奇意味的《木匠》《挖墙基》等也通过记叙对象的人生遭际的荒诞，昭示了人性的幽暗。确实，一个作家的能力不仅在于对美善的敏感与呈现，同样重要的还在于对丑恶的面对与揭露，这样才能在文学是人学的意义上把握完整的人性。在这点上，老白显示了他的清醒和实力。

老白的文字是清新而简洁的，多用白描手法，尽量褪去抒情的表相。我前面说他有“鲜明的情感取向”，也是作为读者的我的感受而已。他前几年出版的竹枝词集《清溪牧唱》，虽为诗歌，其抒情温度也几至零点，比兴、白描，力求客观呈现清溪一带的自然、人文与民俗风情。而在散文中，这种文字风格更为明显。这本《清溪走笔》中，除了几篇小型报告文学（当属应邀之作）与全书文风有些失衡外，其他文章大都履行了“简洁”这种写作的道德义务。这种简约而纯熟的文字能力，在《友婶妈》一文中尤其显得充沛，而且此文后半部分的对话很是出彩。读者诸君读后自见分晓。

前几天与两位朋友小酌，说起写作与健康的关系，我说如果写作经常着力于与自己的内心沟通的话，写作一定能焕发精神、强健身体乃至延年益寿。祝老白永葆文学的初心，心宽体健，佳作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