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不平凡的年代里，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一位平常的文化人。身为他的儿女，我们从懂事起就以他爱国的情怀、渊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和他待人处事的热诚引以为荣，他是我们永怀在心的父亲！ ——张庭济之子张我元
2016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制作完成，播出后点击率至今居高不下。岁月静好，在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雍容华贵的故宫（又名紫禁城），以虔敬与膜拜，用一双灵巧的手使承载着厚重文化的文物“再生”，该是多么庄重而又令人歆羡。殊不知，在北平因日寇侵占而沦陷的近8年时间里，有一个平湖人，却是“我在故宫保护文物”，他就是当时以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的身份却代行故宫博物院院长职责的张庭济。在这“奉命维持”的八年里，张庭济带领着他的同事们，既与伪政权人员巧妙周旋，更与如狼似虎的侵略者斗智斗勇，正如院长马衡后来所赞叹的：“数年以来，北平本院文物，终因该处长忍辱负重，赖以无恙，幸免散失。”
当然，家乡人对于张庭济的熟知与自豪，是在早已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中，时年24岁的他是被公推的北大4名学生总代表之一，因向美、英等国公使请愿而名动一时。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
今年是“五四”运动102周年。
张庭济，1895年12月生于平湖新埭厍港一个中医家庭，字柱中，号柳西、瘦石山人。张家原本世代务农，至清朝末年逐渐成殷实之家，至后辈张月羚改学中医，悬壶济世，一边依然耕织不断，终成乡里望族。张家曾建有祠堂，名“耕书堂”，取“躬耕田垄，诗礼传家”之意。张氏一族人丁兴旺，且对后代教育极严，向以忠孝仁厚作为金科玉律。张庭济是家中长子，自小耳濡目染，而且天资聪颖，7岁入“耕书堂”启蒙，13岁入新溪学堂。对其期望甚殷的父母又先后把他送入上海麦伦书院、天津北洋学堂就读。1916年，22岁的张庭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北京大学文本科英文专业的一名学生。在校期间，他以辜鸿铭、胡适、杜威等人为师，虔诚求教。
但此时的中华民族也正是列强虎视，国难当头。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3项提案，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5月4日下午2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10多所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天安门。在这支越来越庞大的游行队伍中，血气方刚而又充满爱国激情的英文专业高材生张庭济被推荐为北大学生向美、英等国驻华公使递交请愿书《说帖》的4名总代表之一，并同时在与美、英等国公使交涉时担当翻译。
在事过60年后的1979年5月5日的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杨亮功的口述文章《“五四”一甲子》。文中回忆道——
游行的队伍由天安门出发，南出中华门，经棋盘街向东转，朝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学生手持传单，沿途散发，最后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通过美国兵营后，为外国守卫队阻拦，不准再前进通过。各校总代表临时急议，推举罗家伦、张庭济(浙江平湖人，北大文本科英文门三年级学生)等4人为代表，进入美国公使馆，求见公使芮恩施；因公使不在，他们留下《说帖》而去。
据史料记载，当4位学生总代表回到游行队伍中将情况说明后，在烈日下已晒了两个多小时的学生们无不悲愤地感到：“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遂一致决定将游行队伍改道，去往签订21条时的外交次长、卖国贼曹汝霖的家。下午4时许，游行队伍呼声震天地来到了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胡同。原本紧闭的曹家大门很快就被翻墙进去的学生打开，大家一拥而入，但一番搜索后没有找到曹汝霖。约半小时后，曹宅火起，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旅法华侨和留学生1万多人于28日凌晨包围了中国使团寓所，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即扑杀，并列出偿命名单。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作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张庭济的儿子张我元在1999年4月30日发表的《深深的怀念》一文中说——
每当回忆起父亲参加过“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我感到非常自豪。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像当时无数正直而热忱的知识分子一样，即将大学毕业的张庭济把教育救国当作了自己最切实可行的一个愿望。1920年，张庭济以出类拔萃的成绩从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深受林则徐、魏源“以夷制夷”思想影响的他，选择了留校，后由系主任胡适推荐，校长蔡元培定夺，担任北大预科乙部讲师。在这期间，张庭济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一方面翻译了大量相关的外文资料，同时在讲台上别开生面而又充满激情地传播他的爱国教育思想，深得学生的喜爱。
1923年前后，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处于低潮，但为了唤醒民众，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走出书斋，去偏远的工矿、农村宣传“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1924年，为了试图走出一条与工农相结合并共同谋求福祉的道路，张庭济也从北京南下，一路风尘仆仆，与他的同窗好友、后来成为著名民主人士的王昆仑等，来到河南焦作煤矿子弟学校教书。据记载，戴着圆形眼镜而又脸庞瘦削的张庭济依然是一身“五四”青年的打扮，他在河南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在所到之处大胆地传播革命的道理，给那里的煤矿工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6年，张庭济只身一人回到浙江，先在嘉兴一中担任教职，而后又去杭州、宁波、金华等地任教。1927年3月，张庭济回到故乡平湖，一度曾担任平湖县教育局教育科科长。一番奔走，满腔热忱，但终因社会黑暗，近十年间，性情耿介而又满怀抱负的张庭济始终难以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愿望。
志不获展，郁郁乎难平。1934年8月，正当张庭济彷徨苦闷之时，经其恩师、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先生的极力邀请与热忱引荐，回京担任故宫博物院秘书。从此，张庭济便与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命运也开始与故宫紧密联结在一起，为时长达15年之久。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迅即沦陷，致使大量故宫精品文物不得不避敌西迁。但此时已为总务处处长的张庭济则奉命留守故宫，并在1938年担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由美国汉学家珍妮特与沈大伟合著的《中国皇家收藏传奇》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表述——
对于北平故宫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八年间发生的事情我们所知甚少。日军在1937年9月占领北平的时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带了部分珍宝西迁……以后马衡不在的日子里，负责故宫工作的是总务处处长张庭济。
张庭济的儿子张我良则回忆道——
当时我父亲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日本人打来以后，汉奸政府为了进行某庆典活动，准备把故宫的一些宫灯拿出去。他就不同意，他说凡是故宫里面的东西，不能有一样东西拿出宫外。经过他的坚持，当时留在宫里的东西，没有被他们拿到外面去。
而张庭济的女婿张稼成在《一位值得铭记的文化人物——记我的岳父张庭济》一文中写道——
岳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大量古代建筑遗物，主张必须及时对其实物进行精确测绘以防战争损毁之不测。曾多次向北平建设总署提出如何完成故宫测绘工作的请求。后在爱国人士朱启钤帮助下，以“基泰”的名义与北平都市局、建设总署签订承揽了测绘故宫中轴线上古建筑的合同。至1944年底，结束故宫测绘工作，得图纸、照片及手稿360余张。
现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研究馆员黄希明在《古建筑的维修与保养》一文中对此评价甚高——
这是自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古建筑测绘。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示范性而且极有意义的工作，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6年1月22日，德国在华的禅臣洋行经理杨宁史将自己收藏的价值连城的241件古代铜器、兵器“忍痛割爱”，献纳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这事在当时曾轰动一时，据报道，22日这一天，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国内文物鉴定专家于思泊、邓以蛰，一大早就来到故宫内等候验收。上午9时，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北平办公处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等，由行政院驻北平办公处出发来到百利洋行，与早已等候在那儿的杨宁史及两名德国文物专家交接铜器。据该院专家鉴定，这241件文物绝大部分堪称为国宝级，其中的一件周代铜器，名曰“蟠虺”，更属稀世珍宝。而交接过程、组织鉴定及展室布置等具体事务，全由张庭济一手操持。
为尽力维持而殚精竭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这个中的艰辛与酸楚，张庭济偶尔也会在致友人书时有所讲述。当时的马衡院长正随故宫文物西迁，到四川时得知他的艰难后当即作诗慰问——
柳西致友人书述其近状诗以慰之
门户支持已一秋，贤劳多为我分忧。
覆巢犹幸能完卵，守阙于今赖运筹。
菱镜尘封余旧梦，萱堂春在慰离愁。
知君家国无穷愁，华发星星早上头。
曾有历史学者分析日寇占领北平的这八年，没有毁坏故宫的原因：一是日本人忙于军事行动，认为故宫已是囊中之物，已经是他们的了，所以不急于下手。二是考虑了与傅仪的关系，因为故宫是傅仪的老家，此时傅仪已经是伪满洲国的皇帝。三是制造“大东亚共荣”的假象，不敢过于造次。四是故宫留守人员动用了各种社会关系，与之周旋，坚决抵制，而这，才是最重要的。在198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的纪念特刊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八年沦陷期间，在日寇铁蹄下，尽管受到很大损失，但我院职工悉恪尽职守，保住了库藏文物和紫禁城宫殿建筑，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由此可见，时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的张庭济实在是功不可没。因此有论者指出：“五四”运动只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端，更让他的人生发出灿烂光彩的是他对保护中国文物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1948年下半年，张庭济受故宫博物院指派到南京分院工作，职务是总务处长兼分院院务主持人。是年11月初，国民党政府令其将博物院文物珍品清理后运往台湾。张庭济深感事态严重，迅即密电本院院长马衡，但得到的回复是：“南京张处长，太密。青电悉。迁台事，如理事会负责决定，当遵办。并添选书画人员，派安顺原班。衡。蒸。”风雨飘摇，无力阻止，深感悲怆的张庭济只得趁请假探病看母之机，不无黯然地选择了辞职。最终，故宫存于南京的文物精品，至1949年1月底，计2972箱，分三批运台。张庭济的儿子张我良曾回忆道——
他后来给我们讲他为什么不去，因为当时战争情况已经明显说明了国民党将会失败。把国家那么多的宝物运到台湾去，纷乱扰攘中究竟落到谁人的手里呢？他说他不愿做一个千古罪人，所以他后来没有去台湾，结果留在了大陆。
但“有此山川，无此笔墨，钟子不存，牙琴叹息”，故国文物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甚至失散他处，还是给张庭济留下了无尽的惋惜与浩叹。
但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南京两大博物院，都留下了张庭济保护文物、保护中华文化的独特印迹。我们完全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张庭济在中国文化史上，更准确地说，应该在中国文物的保护史上拥有他自己的独特地位。
解放后，张庭济一改以往的奔走不暇，而是执意隐退，回归故里，寓居在开诊所的侄儿张我朋的家里（现平湖市新埭镇西大街151号）。“中国的未来不知怎么样，你们要读好书，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华有益处。”张庭济一直这样提醒和告诫着他的子女们，他一生共有9个子女。然而他自己，或许是性情和久经沧桑所致，却是一派寂然地寓居于宁静的故乡。张庭济的侄儿张我炎曾这样回忆道——
回到新埭后，夏天乘风凉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起“五四”运动的情况，以及到美国公使馆如何交涉和火烧赵家楼的经过。他依然会很激动地说当时的北大学生如何进步、如何爱国、如何爱科学。
张庭济的另一个儿子张我力也曾满怀深情地叙写道——
我父亲京剧唱得很好。他在新埭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住在一起。夏天，晚饭后他经常要吊几句嗓子。他在北京时还是个很有名的京剧票友，爱唱《苏三起解》和诸葛亮的《空城计》。我现在也爱哼的“我在城楼看风景，耳听得兵马乱纷纷”这两句，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尽管张庭济赋闲于新埭，但是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和不断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他耳闻目睹并深感振奋，思想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经王昆仑先生介绍，他加入了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张庭济的侄儿张我炎曾回忆说——
我是1950年7月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前我特地到二伯伯（张庭济）那里去告辞。二伯伯对我讲，你去参加革命，有四本书要读。他一边讲，我一边用笔在本子上记。这4本书是《社会发展史》、《资本论》、《社会主义政治》和《共产党宣言》。
1952年，张庭济应邀去上海为各社会团体举办的文化讲习班讲课并定居于上海。此时的张庭济虽然在讲台上仍是出口成章，字字珠玑，可在为人处事上已极为低调和淡泊。1958年5月31日，张庭济因病于上海去世，终年64岁。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或是常理，但如此地甘于寂寂无名，就有些匪夷所思。有论者指出：其实张庭济的经历透视出的是一幅历史的大背景，至于他后来的退守田园，忘情山水，既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淡泊明志的表现，又着实表达着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文化精英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某种无奈。
青山有幸埋忠骨。1995年，张庭济的子女们根据他们父亲的临终遗愿，把他的遗骸安葬在面朝大海、松涛阵阵的乍浦九龙山公墓。张庭济的墓位在公墓的二区一排12座，墓碑上醒目地镌刻着的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总代表”这几个令人油然而生敬意的字。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重温历史，缅怀先辈，云烟散尽，风范长存，而其辉煌的足迹也终将镌刻在后来者的心中并成为勇猛精进的不竭动力。
张庭济（1895-1958）
1919年5月4日参与北京学界游街大会时被拘留的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于7日返回学校。
193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十周年时，张庭济（图中圈注者）与全体职工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