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卫卫

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打开了电脑“旧作”中30年前的一个文档，我看到了下面的文字——

原先，这里是广袤的田野。春天，桃红柳绿，齐展展的麦田一畦畦地伸向远方，油菜花黄得直逼你的眼。

我知道，30年前在我书写“原先”时，凡尔赛体连胚胎都还不是。此刻，透过那“黄得直逼你的眼”的“油菜花”，我看到了朱自清先生笔下的春，从头到脚都是新的，笑着，走着，领着我们上前去。

我知道，我所使用的语言，来自我曾经的阅读，来自曾经读到过的文字，以及与文字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

写到这里，我起身去书橱里取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上下两册的《巴金散文选》。我用手机将1994年巴老为我和我丈夫签名的那一页拍了下来。那一页左下方还有两行小字——

八二年十二月廿五日

于嘉兴新华书店

然后，我翻到了第一篇《谈我的散文》。

然后，我将其中的一句话敲打在了这里——

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才想到写文章；一个人要对人说话，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

就在我敲打一生求真求善“让人家相信他”的人所说的真话的时候，我听见那个我极为熟悉的男中音又响了起来。那男中音将巴老的《愿化泥土》抑扬顿挫地穿越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个深夜——

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我知道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陈淳先生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我发觉那久违了的文字与声音，原来从未离开过我。

那时候，还没有凡尔赛体。

20世纪即将结束时，我因报社编辑约稿，写下了《世纪末的问候》。

在“世纪末”的书写中，我说“一个幸福的女人，即使走到了生与死的门槛边，依然会有鲜艳的红玫瑰向着你热烈地绽放”。

书写的那日，我坐在世纪的门槛上憧憬着红玫瑰，那红玫瑰与十个月前的一场葬礼有关。

1999年2月28日21时12分，冰心先生在北京医院逝世，数不清的红玫瑰将这位享年99岁的被称为“世纪老人”的女子送去了天国。

而在此前的某一天中午，我在学校广播站里对着话筒诵读冰心先生的《笑》，从一楼到4楼的每一间教室里，我的学生跟着我一字一句地“笑”着，一直笑到“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为止。

那些光阴，真是美好。

以至于当我坐在世纪的门槛上眺望前路时，来自葬礼的红玫瑰，就这样一朵一朵地，灼灼绽放了。

今晚，我从门槛想到了一座城——

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当我在电脑上敲打着这座城时，我想起了17年前女儿从书包里掏出来给我看的一部手稿，那是她的同班同学，一个17岁的高二男生写的长篇小说《玻璃围城》。手稿中，只见钱钟书，不见凡尔赛。不久，这个男生成了“80后文坛三剑客”中的一剑客。

那时候，还没有凡尔赛体。

那时候，也还没人读到过《从前慢》——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这样的文字不知道在木心先生的手稿堆里安眠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在不知道流年里的第几片叶子慢慢地长出来了又慢慢地落下之后， 2011年12月21日来到了，那天，木心先生去世。之后，《从前慢》开始广为流传。

我很惭愧，2019年10月25日的那个上午，我行色匆匆，我只是将身子转向左前方，我只是向着左前方50米开外临水而筑的那片建筑行了注目礼，然后继续向前，任凭那留存着木心先生生命气息的美术馆，在身后的水波上摇荡。

今晨起来走出卧室，我被江南零下6度的天气冰到了。还在客厅走着的时候，我已经想着了厨房里的冰箱。之后我对丈夫说：我在冰箱中穿行。

我知道，这一切，都与凡尔赛体无关。

据说凡尔赛体诞生于2020年的“双十一”，其特点是“对奢侈故作娇嗔，低调甜宠地表达着优越感”。

我不知道下一个“双十一”来临的时候，凡尔赛体是不是还活着。但是我知道，那春，那泥土，那笑，那围城，那车那马那邮件，一定会好好活着。还有那红玫瑰，也将一直一直地，开着。

我还知道，我永远不会说诸如下面的话——

2020年的最后一个上午，我从老公送我的红色法拉利上下来，哎呀话说那车也太土了吧，直男就这审美吗？我在零下六度的凡尔赛宫的广场上穿行，哎呀巴黎这个冷哪，Givenchy风衣根本不挡风啊！这巴黎就靠冷来嘚瑟吗？拉倒吧，让我老公马上订两张头等舱机票去巴厘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