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鸦片
1600年的最后一天，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这一天，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发特许状，授予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的管理和公司”商业特许权：在15年内，其余英格兰商人未经批准不得在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间的广大地区贸易，违者将受惩罚。这个特许证，意味着在近代亚洲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诞生。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说“通向财富的道路只有两条：掠夺和贸易”，“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与南亚、东南亚各地进行贸易往来。当时的欧洲，衡量强国的标准是从事战争的能力和征服殖民地的多寡，这就需要国家支付大量的战费开支，但英国本身缺少金银矿藏，于是，正在崛起的英格兰王国政府与商人们一拍即合，形成利益共同体。王国希望让“东印度公司”成为国家对外扩张的工具，以此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东印度公司”获得特许，希望在海外贸易中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借以反对、打击从事海外贸易的国内和国外竞争者，维持垄断地位。
“东印度公司”从英王那里获得的特权随之步步升级。到1661年，查理二世进一步扩大了公司权利，包括可以宣战、媾和、维持军队、设立法庭、独立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等。这也意味着，“东印度公司”不再仅仅是个纯粹的商业组织，已经变成大不列颠国家的侵略工具了。1757年，又是一个转折点，而且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6月23日，区区几千英军，竟战胜了孟加拉的7万大军。于是，“东印度公司”不但成为印度最富庶的孟加拉地区的主宰，还使次大陆的其他封建土邦逐渐都沦为其附庸。18世纪后半叶，英国仅从印度获得的财富就在1亿到10亿英镑之间。
贪欲永无止境。环视四周，“东印度公司”这次又盯上了新的猎物：中国。
但是，当时的中国是强盛的，在强大的中国封建王朝面前，“东印度公司”只能回归到原先的商人角色。当时，中国所产的陶瓷、丝绸等商品无不令洋商趋之若鹜，其中尤以茶叶为最。但按大清规定，当时洋商的商业活动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批准，并且只能在广州“十三行”进行。17世纪末，“东印度公司”与清朝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往来，并在广州建立了商务处。18世纪后，“东印度公司”几乎将它的整个生意都转到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上来了。到了19世纪，每年茶叶进口的金额已经占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总额的90%以上。但此时，“东印度公司”发现了一个问题：如何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乾隆皇帝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也正是当时英国对华贸易的状况，但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价值不抵中国商品的十分之一，英国人只能用硬通货白银来交换茶叶。“东印度公司”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都流入了中国，决心找到一种能大量输入中国市场的商品用于平衡进口茶叶所带来的巨额赤字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在印度找到了——鸦片。
地中海周边很早就种植罂粟了，大约10世纪以后，也传入了印度次大陆，到16世纪初，印度人使用鸦片已相当普遍。在“东印度公司”的努力下，鸦片作为一种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开来。于是，一个极其荒谬的事实是：英国人喝茶养生，但中国人抽大烟自戕。
从法律角度讲，鸦片贸易在中国当然是非法的，早在雍正年间清政府就颁布了首条禁烟令。然而，朝廷的法度在外国鸦片贩子们（主要是“东印度公司”，也有其他国家商人）完备的贿赂制度下沦为虚文。据统计，到林则徐禁烟时，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总价值约2.4亿两白银，造成了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失，引起国内的银荒。道光初年，每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文，道光十八年（1838）已经飙升到1638文。用铜钱折算白银再上缴田赋的广大农民的实际税负随之骤增，举国不堪重负。当时一些敏锐的清朝大臣就已经发现，国内白银流失和鸦片有关。但对于鸦片，大臣们意见不一，分“弛禁派”和“严禁派”。最终，后者占了上风，清廷终于下定决心——禁烟。
禁烟，必然打断已然形成的英国利益链条，于是，英国人最终选择以战争来恢复它。这就是鸦片战争的肇始。
鸦片战争
道光年间的中国早已不是昔日的盛世王朝。清廷国库白银储备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最高点8000多万两，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亏空925万两之巨，其间何啻天壤之别！在连续8次被道光皇帝召见后，道光十九年（1839）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
作为大清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非常清楚鸦片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计划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对广东境内中国瘾君子和鸦片商贩进行严打；其二是对不法外国商人进行行动，也是这次禁烟运动的重点，由他自己亲自指挥处理。为了彻底解决鸦片问题，他下了最大决心，于3月24日下令中止一切中外交易。到5月22日，鸦片收缴工作如期完成，但由于广州一直连降大雨，销烟工作直到6月初才得以进行。
6月3日，这一历史时刻被永远载入了史册，林则徐将这一天定为销烟之日。销烟工作一直持续了20天，到6月23日，销毁全部鸦片19187箱又2119袋。自然，林则徐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应该说，他在禁烟之后对英国当局的认识不足，甚至误判，他断定英国人不敢劳师远征，认为洋人“外似桀骜，内实惟怯，向来恐开边衅”，也就是外强中干，并且认为英军不善陆战。不过，他的这种误解与偏见，是当时整个大清朝对外国人的普遍认知。
虎门销烟后，中英局势日趋紧张，甚至爆发了“九龙之战”和“穿鼻之战”两场规模不小的武装冲突。
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明确了自己的强硬态度。4月9日，针对政府对中国问题的处理，英国议会决定出兵中国。
1840年6月下旬，从印度和新加坡分头来的英国远征舰队主力抵达广东外海，做好了入侵中国的准备。
以实力论，这支舰队算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远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精锐兵力。因为当时以土耳其为中心的“东方问题”再度升温，英国海军精锐必须盯紧埃及、法国海上力量动向，无法前往远东。海军部只能将远在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一批二三线舰艇紧急调往新加坡，集结编队。后来当“东方问题”解决后，清军的实际战斗力也已经显露无遗，英军也不需要再增派精锐了。不过，舰艇虽然是拼凑的，来参战的确是实打实的精英。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皇家海军指挥官几乎都是亲历过拿破仑战争的宿将。这批军官的战斗能力与通常只和小股海盗打斗的清朝水师军官相比当然是天壤之别。总体来说，从1840年夏到1842年，英军用于中国战场的陆上兵力始终是5个团左右，实际人员不到4700人。战争后期为入侵长江下游，一次性增加到11个兵团，总人数1.2万人。大部分的时候，英军一次性出动兵力都仅在2000人左右，远远少于清朝守军。
道光二十年（1840）6月，英军舰队沿海北上，一路攻城略地，占领了浙江定海。沿海顿时紧张起来，全部戒严。平湖的百姓也是大感恐惧，尤其是乍浦一带。果不其然，7月22日，一艘英舰驶进乍浦海口，但乍浦海防衙门将其赶出乍浦洋面。8月，英军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致书清廷，提出赔偿被销毁的鸦片、索要岛屿、索还商欠、赔偿军费等无理条件。但是，这封公文被中方翻译人员精心翻译后，文意由英军原本的兴师问罪变成了英军是受了冤屈来乞求中国皇帝做主来了。于是，被误导的道光皇帝派直隶总督琦善相机妥办。琦善开始在英方与道光帝之间虚与委蛇，两头忽悠。他忽悠英国人只要回到广州就会有满意的结果，而在向道光帝的汇报中他又隐匿了英军的实力。道光帝觉得琦善退敌有术，于是派他去广东。琦善到了广州才真正了解英国人来者不善，不但要赔款，还要求割地并加开通商口岸。
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1841年1月7日，英军突袭大角、沙角炮台。在英军武力威慑下，1月25日，琦善被迫与英军主要将领义律在穿鼻洋讨论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军就占领了香港岛。这次，琦善不敢再欺骗，如实向道光上报了情况。道光接到琦善奏折后大骂琦善无能。当然，道光这样的态度也等于是封住了后来官员们说实话的口，只能走向上欺瞒这条路了。
1月底，道光发布对英宣战书。2月，英军进攻虎门，提督关天培殉国，珠江口门户被打开。3月初，广州已然在英军炮火之下。4月14日，深受道光器重的皇侄、靖逆将军奕山到广州。5月23日，集结于香港的英军抵达广州，和先前进攻广州的英国海陆军一起形成对广州东西夹攻的态势。短短几天，清军节节败退。5月26日，奕山在广州城里升起了白旗并退至广州城外200里驻扎，英军得到600万银元赔偿后撤离广州。
但是这一切怎么向道光皇帝交代呢？奕山等人上了一份绘声绘色的奏折，把英军占据炮台说成“因新城之外，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600万银元赔款说成历年商欠，而被迫通商是对岛夷的恩赐，退军是为了避免清军在城内滋事。道光收到奏折后心情大好，以为战争已经结束。7月28日，下令撤退调防兵勇。
英国的反应却是截然不同。4月时，伦敦方面收到义律炮制的《穿鼻草约》，英方认为得益太小，4月30日，英国议会决议，不认可《穿鼻草约》，英军必须重新占领舟山，迫使清方签订新的条约。8月26日，英军首先进攻厦门。清军重金打造的厦门防御顷刻崩溃。随后，英军进攻定海，10月1日，英军攻陷定海，5000清军全部战死。10日，镇海失陷。13日，宁波又失陷。浙江连陷三城，清军连续失利，清政府急忙派协办大学士奕经率兵救援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陕西、甘肃7省调集军队。
奕经是个毫无实战经验的人，走到苏州停了两个月，拖到各省援军都抵达了，只得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1月21日移驻嘉兴。2月10日，奕经移驻杭州，并去庙里求签问卦。随着各省军队陆续到达绍兴前线，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奕经命令部队从绍兴分兵三路，冒雨向宁波、镇海、定海出发，希望同时收复三城。3月10日凌晨，随着奕经一声令下，清军的反攻作战开始了。清军同时攻击驻扎宁波、镇海的英军。但不到4小时，两地清军便同时遭遇失败。随后，英军发动反攻，清军望风而逃，不仅没收回宁波、镇海，反而把奉化、慈溪也送给了英军。
道光本来对浙江反攻抱有极大希望，战败让他极为恼怒。6月19日，英军攻占上海。7月25日，镇江失陷。8月初，英军留下2000余人镇守镇江，80余艘军舰控制南京江面，以扼断大运河南北交通，迫使清政府就范。8月29日，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入侵乍浦前奏
实际上，英军早在鸦片战争刚开始时，就已经在骚扰乍浦了。道光二十年（1840）7月上旬，定海失陷，嘉兴府布告沿海各县居民“勿相惊扰”，并注意了乍浦的防御工作。但8月13日，一艘英舰来到乍浦港，炮击葫芦城，炸毁沿海船坞、庙宇多处，伤我军民14人。由于乍浦军民奋力抵抗，英舰逃遁。
道光二十一年（1841）9月下旬，英军再次侵犯浙东，定海、镇海、宁波三城相继失守，浙江战事紧张。10月，道光派奕经到浙江指挥，乍浦成为反攻浙东三城的基地之一，并增派了驻兵。此时的乍浦，防务力量实际上已经比鸦片战争前加强很多，清军添置了大炮，增加了水师，由海防同知韦逢甲和驻乍浦满洲旗营副都统长喜主持防守。在被侵前不久，还从陕甘、山东等调来以汉中镇总兵德坤为首的2000左右士兵，连同乍浦原有的驻军，还有杭嘉湖道总兵宋国经所统率的嘉兴、湖州等地的军队，再加上1000多名乡勇，约有兵力6000人，配有大小铜铁火炮110门，战船22艘，分别驻守在乍浦沿海21个营寨、炮台阵地。具体来说，陕甘军主要在常山一带，湖嘉军防守陈山、唐家湾、天妃宫等地，而旗军则主要守卫观山（即灯光山）一带。
道光二十二年（1842）1月17日，两艘英舰率数十艘海船从定海驶到乍浦，停泊在灯光山外，后因为风浪太大，退到海盐秦山外。19日，这两艘英舰又来到菜荠门，向岸上连发数炮，乍浦城内居民仓皇失措，纷纷出城避难，一时几乎空城。但在乍浦守军的奋勇迎击下，英舰于当晚离去。
当时，为缩短战线，迫使清政府屈服，向中国要赔款、割地等，英军决定找寻新的打击点。乍浦是江浙沿海战略要地，长江口外围军事要塞，也是反攻定海的前哨基地。从这里出发也能奔袭定海，因此为了解除后顾之忧，英军决计消灭乍浦的军事力量。于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5月7日，英军放弃宁波，主动北上，进攻乍浦，目的主要是通过乍浦，寻找进入长江的便捷水路，威胁南京，截断漕运和北京财税来源。当然，英军对富庶的乍浦本身也是非常觊觎的。英国军官伯纳德在他自己的航行作战记里这么写道：“乍浦是重要的商港，有商船6只，每3年去日本贸易5次，乍浦的重要性不少归于日本贸易。”
乍浦保卫战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5月18日早上八时，原先停泊在公海的英舰7艘，汽船4只及运输船、小舢板船数十艘，也有的说是24艘，装载大炮100多门，陆军2000多名，由侵华英军总司令郭富率领，驶入菜荠门，进攻乍浦。
此次来犯的英军舰队具体如下——
战舰：康华丽号、布朗底号、摩士底号、阿吉林号、哥伦拜恩号、阿勒琴号、班延克号。英军部队有：皇家爱尔兰联队第十八团、第四十九团，马德利斯本地步兵第三十六团，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二十六团、五十五团及炮兵、工兵等。主要军官有：叔德上校、蒙哥马利中校、马利斯中校等。
这是一场外围保卫战。在炮火的掩护下，英军分兵三路登陆包抄：右路准备从山湾天妃宫登陆。中路从观山南坡牛角尖、檀树泉登陆。左路从陈山嘴、唐家湾登陆。
右路，英军在马利斯中校的率领下，爱尔兰联队第十八团、四十九团以工兵等900多人，逼近天妃宫。防守这里的游击张绍庭、守备朱昌炽所率的乍浦水师营与嘉兴协调防军被击溃。于是，这路英军绕到观山攻击防守的旗军。那里驻守的是海防同知韦逢甲。韦逢甲身先士卒，率领驻守在天妃宫炮台的绿营和乡勇迎战。炮台守军向英军发炮开火，击中一艘英舰，舰上英军纷纷落水，但很快被英舰火力压制。在英军又接连发起的两次进攻中，韦逢甲左肋中弹，穿透肋骨，伤势沉重，不久，流血不止而死。此时，副都统长喜正在观山葫芦城督战，发现敌情立即指挥回击，登陆的英军向葫芦城蜂拥而至。经过激战，清军被迫退入城内，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
中路，由蒙哥马利中校率皇家炮兵第三十六团及工兵约300人，在牛角尖、檀树泉登陆后，沿山脚进犯，遭到乍浦水师右营把总韩大荣率领的300名士兵的阻击。但这些清兵的装备极其落后，平均每10人才能分配到一支火绳枪，大部分士兵使用大刀、长矛、弓箭、弩机。此时，从陈山嘴登陆的左路英军又从后面包抄过来。清军三面被围，腹背受敌，几乎全军覆没。
左路，英军叔德上校率领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二十六团、五十五团士兵800多人从陈山嘴、唐家湾登陆，可惜率领太湖营守军的游击洪应奎和管带山东乡勇的守备张衍鲁军与之一触即溃。这一支英军转至常山攻击陕甘官兵，遭遇清军千总李廷贵、张淮泗率领的守在塘湾山北檀树坟清福庵之间的376名士兵，双方激战1个多小时。清军杀伤了数十个英军，但不幸被从唐家湾山后迂回过来的英军切断了后路，最终弹尽粮绝。在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后，又毙伤英军多人，最后376人全部殉国。肉搏战之惨烈可以参见英军舰长利洛在《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中的描述：“在乍浦，曾有一位老军官带着他的士兵，两次勇敢地和我军肉搏，每次被击退后，他都纠合士兵再度前来，最后，他被我军击中腰部而倒下，当他被抬到后方时，我军翻译官看到他在淌眼泪，就劝他不要惧怕，并说他将受到怜悯和善待。他说‘怜悯，我不要怜悯！愿流尽最后一滴血！’”
天尊庙之战
乍浦战役中最激烈的是天尊庙之战。
在三路英军猛烈的进攻下，乍浦城外的清军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后向平湖方向败退。英军在攻陷前沿阵地后，随即向乍浦城里推进。离乍浦城南约3里的观山脚下，有个天尊庙，这里分驻有隆福率领的约300旗兵。他们发现自己的退路已经被英军左路切断，于是，隆福他们就埋伏在天尊庙附近，准备在这里抗击英军。不久，中路英军发现了情况，他们依仗自己兵多，火力猛，越岭来攻，企图轻取观山。不料，一开始就遇到了清军的顽强抵抗。隆福部从侧面用火器、弓箭、弩机射伤了很多英军。英军的先头部队遭受沉重打击，第四十九团被击毙1人，其余的大都受伤，于是被迫撤退。十八团的汤林森少校（很多记载汤林森为中校，但英军记录中为少校）亲自率领一小部分英军再次组织进攻，结果又遭到猛烈反击，冲上去的英兵不死即伤，连汤林森少校本人也颈部被清军击穿而阵亡。汤林森之死在伯纳德的作战日记里记得很清楚：我军占领乍浦以后，我们迅速把汤林森陆军少校的尸体埋葬在深海里。对于汤林森的死去，全体军官弟兄都表示了哀悼，他的丧礼是在“佛莱吉森”号船上举行的。
英军见进攻无效，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调来落地开花大炮，开始轰击庙门，并以火箭抛入庙内，企图焚烧庙门。结果仍然失败。此后，英军接受了战地工程师倍尔的建议，用火球专门向外垣的一部分投掷，炸开了一个小边门。接着英军举行了4次进攻，以火球炸坏了庙宇的北墙，十八团的一小部分人企图冲入庙内，但仍未成功。最后，英军大肆纵火焚烧庙宇，在火光枪炮声中清军作了最后的死战。双方激战了3个小时，清军寡不敌众，无法再战。佐领额特赫、防御贵顺遭火枪击中牺牲，骁骑校根顺中炮阵亡，骁骑校伊勒哈畚伏入林中用弩机射杀多人，矢完被缚，英勇就义。隆福突围时，与英军火拼，毙伤数人，力竭自尽。
天尊庙一战，庙中旗兵除43人突围、50多人受伤被俘外，官佐7人和旗兵167名全部阵亡。英军在打扫战场时，突然从横尸堆中挣扎着站起一位清兵，他满身血污，怒目视敌，提刀自刎，宁死不做俘虏。
乍浦保卫战是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打得最出色的战斗之一。连英军都承认：“凡亲眼看到中国士兵那种顽强的斗志和决心来保卫他们的阵地的，然没有一个能对中国士兵的英勇拒绝给予充分的尊严。”
天尊庙战斗的同时，英军左路已经开始直扑乍浦城，此时通向东门的桥已被清军破坏。英军工兵营的中尉戈登很快就找到了一只舢板，他过了河，找到了两只大船，于是英军过了河。
英军占领天尊庙后，各路队伍会合直抵乍浦城下，由东门缘梯而入，占领了乍浦城。时间是1842年5月18日正午十二时，城外的清军见乍浦城内起火，知道已经失守，于是纷纷退往平湖。
后人为纪念此次战役中为国捐躯的官兵，曾在汤山、灯光山建骨塔两座，埋藏忠骨，供人凭吊。
乍浦失陷
英军攻入乍浦城后，大肆烧杀淫掠，居民来不及逃避的，往往惨遭杀害。不少妇女不甘受辱而投井、投水、撞墙自尽。当时满洲营每家都有积尸，多的人家甚至达到七八人。驻防旗军眷属殉难的有56人，男女自尽有姓名可考的27人，未留记录的更多。清人朱翔清的《埋忧集》中有《乍浦之变》一文，里面写道：“去年夏，英夷破乍浦，杀掠之惨，积胔塞路，或弃尸河中，水为不流。其最可惨者，尤莫如妇女。”
此外，就像朱翔清写的：“彼颇好文墨，每入人家，遇名人书画，如获拱壁，争取无少遗焉。”英军最喜好的是文玩字画，每次进入人家，只要遇到，必定会被争抢而去。当然，米仓和民间另外贵重财物也被抢掠一空，停泊的商船、战船都被破坏或掳去。
但面对凶神恶煞般的英国军队，乍浦军民同仇敌忾，依然顽强抵抗，以庭院墙壁为掩护，与英军在城内展开了巷战。英军中尉军官穆瑞的《在华战役记》里写到：“每所房子里不时有子弹射出，我军那里放着一队步哨。不久以后，有一个满兵冲到我军队伍中来，企图用刀行刺，他立即被我军击毙。这个满兵，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头上还长了一个大瘤，我军不得已将周围的房屋放火烧掉，将居住其中的中国人驱走。”英国军官伯纳德也承认受到袭击吃了大亏的事：“在乍浦城内，我们无法辨认谁是满洲兵，谁是普通老百姓，曾经吃亏不少。”可见，乍浦城内的抵抗是不分军队还是百姓的。城内外除满营被焚外，南门吊桥至税关及万安桥一带商肆房舍2000余间被付之一炬。
《当湖外志》记下了普通百姓面对侵略者时的英勇反抗：乍浦城里有个汪姓妇女，开着花炮店，她有4个儿子。一天傍晚，有个英兵闯入她家，想要图谋不轨。4个儿子假意好好款待，骗该英兵卸下了满身武器。然后4人齐心协力，将其击毙，投尸井中。另有一个妇女也是不幸家里遭遇了一个英兵，也是先假意屈从，等到该英兵放下刀枪脱了衣服，这名妇女突然一跃而起抢过英兵的刀刺进了他的喉咙，并喊来全家人一齐杀了这个英兵。乍浦军民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使英军胆战心惊，日夜不安。又因为乍浦海滩是铁板沙，不利于战舰，在占据了10天后，也就是1842年5月28日，英军将乍浦炮台、子弹库、修理厂一切军事设施彻底破坏，70多门铜炮全被作为战利品掳走，然后纵火焚城，从天妃宫起，延烧数里，火神庙、关帝庙、朝阳庙、军工厂、葫芦城及普照禅寺都毁于一旦。
这一次，乍浦精华之区全被毁灭，百年未能恢复。英军登舟而去，留下的是断壁残垣、一片废墟。
与乍浦军民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清政府此时的惊慌失措。乍浦战役时，清廷派出的钦差大臣、扬威将军奕经率部屯居嘉兴王江泾，投降派中的新任杭州将军耆英、已革大学士伊里布也聚集嘉兴，他们畏敌如虎，束手无策，唯连连奏报道光，哀求允准向英军低头讲和。他们认为首先释放英方俘虏，可以借此恩信来使入侵的英军受到羁縻。于是，他们把在舟山等地被俘的16名英军俘虏于5月27日从杭州解到嘉兴，又星夜赶送乍浦，向英军求降。但此时，英军军舰已经驶出海上。
退出乍浦的英军，与另一部分英军会合。这时英国又从印度增援大小舰船百余艘，陆军士兵万余人，陆续开到中国，于6月上旬北上长江口，6月中旬攻陷上海，7月攻陷镇江，8月初进到南京下关江面，控制了长江下游，威逼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殉难军民
美国人马士·霍齐亚·巴卢（1855-1933），哈佛大学毕业，他到中国后长期在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服务，作为赫德的亲信，参与了许多机密工作，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写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部书，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的最主要的参考物。他在书中说：“乍浦清军的顽强抵抗，很使英军惊异，这是他们在中国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纵观整个乍浦战役，从5月18日上午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历时仅仅半天，但我国军民的损失可谓惨重：清军守军阵亡将弁18人，士兵670多人，其中旗军279人，绿营兵约400人。老百姓受害致死的700多人。
乍浦战役虽然失败了，但乍浦军民同仇敌忾为反抗侵略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连英国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乍浦战役“是中国一次爱国主义的光辉展览”。战役中每一位英勇牺牲的人，不论是官佐还是士兵，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值得被后人记住。当然，鉴于史料的缺乏，真正被记录下来的极其有限。当时乍浦城里的著名诗人沈筠根据自己的耳闻目见辑成了《壬寅乍浦殉难录》，记载了众多殉难将士的殉难情状，其中的大无畏献身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如山东齐河人韦逢甲、满洲镶黄旗人长喜、平湖人韩大荣、署左营八旗前锋协领英登佈、左营镶红旗佐领隆福、署左营正黄旗佐领额特赫、左营正蓝旗骁骑校伊勒哈畚、右营镶蓝旗骁骑校根顺、右营正蓝旗骁骑校该杭阿等等。当然，乍浦战役，让英军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顽强抵抗除了清军，还有乍浦城里手无寸铁的百姓。“市井蚩氓，能为柱厉；阊阎小子，亦作汪琦。”当时乍浦的普通百姓们都勇敢地加入到了保乡卫土的战斗中去，其中的悲壮毫不逊色于军队。
（注：本文作者为市档案馆地方志科科长）
■ 黄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