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连城

俞元龙先生1906年生，属马。作为他的学生，在我的感觉中，俞元龙先生是一位身材高大而又神情和蔼的老人，他的脸上永远带着慈祥的微笑，对人从不疾言厉色，使我们对之真是如坐春风。

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而以书法名世。记得1960年冬天，县文化馆举办迎春书画展。里面一小间，悬挂着胡士莹、陆维钊两先生的书法作品。而先生写的四屏条《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及黄山谷的跋，还有草书《大江东去》堂幅也张挂其间。视胡、陆两先生书作，再看先生的，无多让焉，可谓与胡、陆两先生鼎足而三。而此也是当时观赏者的共同看法。

先生早岁就读于稚川中学，受业于著名文史学者、书法名家陈翰先生。陈翰（1873-1928），字翀若，又字伯叙，前清贡生。陈先生即是名教授胡士莹先生的岳父，而胡先生的夫人则是陈秾女士（1900-1938），字棣华，一字孟农。她在杭州女子师范毕业，曾任平湖淑英女校、诒谷初级中学、杭州一中二部等校教师，亦娴文史，工书法。先生在稚川中学，朝夕受陈翰先生熏陶，在文史上打下功底，亦在书法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上个世纪20年代，先生与吴一峰先生（号大走客，著名山水画家）一同负笈上海，就学于上海新华艺专。当时新华艺专的书法教授朱天梵先生，写得一手赵之谦体魏碑。写魏碑是很不容易的，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特殊用笔和执笔方法，但对这些，俞元龙先生都能学以致用，这也都是他从朱天梵先生那里得到亲传的。所以，元龙师后来亦以魏碑书法擅长，其渊源即在此。

先生学习书法很是刻苦，早岁由于陈翰先生写米芾、赵孟頫一路的行书，所以他早时学的也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路。他自言苏东坡的《大江东去》、《黄州寒食诗》及黄山谷的“跋”、黄山谷的《松风阁诗》等著名法帖都临过不少于一百遍。这些字我都见他写过，确实写得风神独具、跌宕有致、形神毕肖，可谓得其神韵。

先生早年在上海学习书法，可以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当时在上海八仙桥有一个青年会礼堂，一些上海的书画名家经常在那里开展览会。先生自告奋勇，在那里义务服务，白天值班，晚上在夜深人静之际，就着灯光，用极薄的拷贝纸，蒙在一些名迹上，用细如蚕丝的线条双钩下来。当时对一些不易买到的碑帖亦用此法，双钩响拓，装订成册。我见到过的就有《黄庭坚下水船词墨迹》、《瘗鹤铭残字》、《赵之谦大士赞》、《邓石如篆书嵩山碑》、《郑道昭碑》等多种，都装订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见之令人肃然起敬。在古稀之年，我还见他把一本借来的木版郑板桥手写刻印的《郑板桥诗词》用薄纸摹写下来，一丝不苟，装订成册，时时吟咏。

到了晚年，他仍然学书不辍。我经常见他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一手执法帖，一手蘸水，在桌面上画来画去，精心揣摩古人的笔墨神韵，一边吟诵着法帖上的诗句。他经常吟诵的，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外，还有苏东坡的《武昌西山诗》、《烟江叠嶂诗》，李白的《襄阳歌》，杜甫的《醉时歌》等。他常对我说，写古人的诗句，至少要背出，一定要细心体会古人的诗意，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书体来写，都要反复揣摩，要意与古会，才能做到内容与形式相一致。可见先生的心与古人是相通的。

先生亦工于吟咏，然不多作。在他八十岁的上一年，特意写下了《八十抒怀》——

年近八秩，岂更他求；

情怡虑淡，岁月正来；

日高犹卧，夜户长开；

年丰日永，波淡云回；

小庭花落，扫积成堆；

时时作画，乱石秋苔；

时时作字，泼墨涂鸦；

时时作诗，写乐鸣哀；

字学汉魏，崔蔡钟繇；

不伦不类，非马非驴；

亦有苦心，卌年探讨；

古碑断碣，刻意搜寻；

图书在室，芳草盈阶；

抱残守阙，谢荣藏拙；

甚矣至哉，歌以咏志。

其宁静淡泊，一生心迹，皆跃然纸上，令人既钦佩又慨叹。这篇佳作，承他手写见赐，我至今珍藏。

他在1990年的国庆节又写下抒怀七律——

八四年华梦一场，尚能挥笔发余光。

青春在眼童心热，白发盈头壮志凉。

旧业未荒投四化，新功待立莫彷徨。

衰来何法可增健，恬淡情怡是妙方。

为“四化”立新功，千里之志，也是跃然纸上。此诗后来刊载于市老年读书会五周年纪念册《晚霞满天》上，我也至今保存着。

先生淡于名利，一生热衷执教，坚持教书育人。他先后执教于平湖光启中学、平湖二中、平湖中学，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精力，只以余事对待书法，故其名不出桑梓范围。记得他女儿俞光耀女士曾说过：“爸爸的字，不会比沙孟海差到哪里，就是在小地方，没有出名。”事实也就是这样。

记得在1984年6月，平湖召开第二届文代会。先生写下了“文章千古事，艺海百年心”的对联。先生毕生喜爱书法，精研书法，这副对联写出了先生的心声，可谓夫子自道。那副对联写得真好，铁画银钩，神似赵之谦。可惜时过境迁，没有保存下来。

先生与吴一峰先生是上海新华艺专的同学。毕业后，吴先生到西南发展，绘画上成绩斐然。而先生执教桑梓，桃李成蹊。两人所趋不同，但殊途同归，都为国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记得1991年夏天，平湖撤县建市并举办首届西瓜灯节时，吴一峰先生应当地政府之邀，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乡平湖。那天上午，一峰先生身穿大红运动衫，神采奕奕，在子女的陪同下，来到环城东路俞元龙老师家中，两位老人终于在半个多世纪后会面了。那天，我也在场。两位老人都很激动，不想几年以后，两位老人都先后作古。

先生毕生教书育人，他的两位哲嗣也均学有所成，卓然成家。长子俞凌云先生，在武汉医药局工作，是饲料添加剂方面的专家。次子俞沛霖先生，曾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是著名的心血管专家。他的女儿俞光耀女士曾在平湖印刷厂工作，陪伴在他的身边照顾着他。

1990年冬天，与他相濡以沫、长相厮守60多年之久的师母先他而去。记得我得知师母故后去看他，老师坐在藤椅上，神情穆然地说：“人总是要散的，我们同了60多年了，蛮好了。”鼓盆之戚，对一个耄耋老人来讲，是十分悲痛的。但他把一切藏在心里，他只在里屋师母的卧室里挂上照片，早晚供些水果。

但不幸的事接踵而来，过了没多久，他的女儿俞光耀女士患脑癌病故于上海，虽说哥哥是医学专家，但也回天乏术。这件事起先大家都瞒着他，但时间久了，老人也感到有些不对，经常向别人问：“光耀到上海去看眼睛，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信也不来一封。”

自此以后，先生就很是寂寞，也很快变得衰老起来。幸好我们这些学生如许士中、朱屏等，还有一些书法爱好者，都经常去看他。他的女婿邵其湧先生，也经常去看他，解除了他不少寂寞。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94年10月间的一个下午，那天下着细雨，邵其湧先生也在座。临走时，他送到门口，要我们经常来看他，我们都答应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再去看他时，见门紧闭着。邻居出来说：“老先生在前几天由他在上海的儿子开汽车接走了。”从此就没有了先生的音信。直到1997年秋天，我在平湖宾馆遇到邵其湧先生，他告诉我，老师已于1996年在上海故世了，虚龄91岁，由于生日没有过，实足只享寿89岁。这位教育前辈，书法名家，就此鹤归华表。

先生早岁受陈翰、朱天梵两前辈指授，又从教之余，毕生致力书法，故魏碑、行草无所不能，其魏书，法度精严，雄深雅健。草书龙蛇飞舞，铁画银钩，实为书法界不多见之全才。他总对学生循循善诱。他的备课笔记，常被其他老师借去向学生作示范。他对来学习书法者，常把自己珍藏的碑帖相借，并详加讲解示范。记得在他将离平赴沪前不久，我去看他，他将抽屉打开，里面有很多已写好的扇面，他让我挑选，可是我却没好意思拿，后来先生就到上海去了，辜负先生美意，至今深以为憾。

先生长于书法，对求书者从不拒绝。生前书作甚多，但保存至今的墨迹，似乎已并不多见。幸好在全公亭的一角，他于1987年受平湖县政府委托书写的“侵华日军登陆处”七个擘窠大字，还有碑阴他手写的碑文，默默地立在碑亭里，警示着后人，毋忘国耻，对后人进行着无声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也是对这位教育前辈、书法老人最好的纪念。

俞元龙先生（前排左三）参加文代会时与文友们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