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并阐释了 “红船精神”，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是近代社会变革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有机结合的产物，更是早期共产党人为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勇往直前，置生死于不顾的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红船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伊始。
近十几年来，对于“红船精神”的研究，学界深挖理论内涵、深悟理论精髓，“红船精神”研究的数量可观。然而，现有文献中，“红船精神”研究的同质性较强，多学科观点不足，而且，立足于史料挖掘以及从文化层面解读“红船精神”的文献也不多见。由此，本文试图拓宽“红船精神”研究的学术视域，基于教育背景与人格塑造之间的关联，试图从早期共产党人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角度，进一步探讨“红船精神”和传统文化之间的渊源，以及在当下如何进一步弘扬的问题。
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一书及相关文献资料统计，早期共产党员共58名，除郑凯卿外，其余57名早期共产党员均在国内正式接受过不同形式的基础教育。当时国内的基础教育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以私塾为主的旧式私学教育和以各类学堂为主的新式教育，早期共产党员中有超过80%的接受过私学教育，近90%的接受过学堂教育。私塾教育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历改革和取缔，但是各种形式的私塾其核心教育内容未变，还是以儒学礼教为基础。学堂教育大多受“中体西用”思想影响，西学虽然占据主要地位，但是中学的根基地位是毫不动摇的，而且中学授课教师一般是名师大儒，这就使得新式学堂中传统教育仍然占据很重要的部分。总之，无论是私塾还是学堂，其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一）少时以围绕儒学内容为主的私塾教育
私塾教育是封建时期各类私学的统称，承载着以儒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教育，承担着封建社会启蒙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清末民初，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新式学堂一夜涌现，传统私塾逐渐衰落。然而由于新式学堂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私塾教育仍然充当学龄儿童启蒙教育的主要依托。大部分早期共产党人年幼时就在私塾接受识文断字的教育。他们之中，还有不少的祖辈、父辈本就是秀才或举人，其本身或就是塾师，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或者经引荐拜相识的秀才或儒师以求学。李大钊6岁入私塾，学习传统儒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陈望道6岁入学，在私塾读书10年。还有不少早期共产党人，其本身就有秀才功名，如陈独秀叔父是举人，他自己也获得过满清秀才；何叔衡在学堂求学时，曾被戏称为“穷秀才”。
传统私塾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伦理、识字、开蒙、常识和陶冶性情等几大类。《三字经》和《千字文》等，都要求儿童注重“五常”，认真学习，并且对待生活要奋发向上。这些教学内容既起到识文断字的效果，又有着渗透道德教化的作用。到后期如果有走科举之向的，就必学《四书》、《五经》等。总体而言，清末民初的私塾教育还是以儒家思想的教化为主，注重伦理和精神层面的修养，强调仁、义、礼、智、信，虽然经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改革，但是基本内容变化不大。一方面，由于私塾教育的时段是人成长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以背诵和教化为主的教学使儿童对知识的记忆深刻，所以少年时期的私塾教育，对早期共产党人影响深远。李大钊在私塾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重视儒家民本和民德，在此基础上批判吸收形成了后来的民彝、青春人生观、新型伦理道德等思想。毛泽东读了“六年孔夫子”，正是这段经历为其古文功底打下良好基础，但是私塾教育灌输的封建传统思想又激起了他的反叛意识。
（二）青年时期的教育以奉行“中体西用”的学堂为主
私塾教育之后，早期共产党人进入新式学堂学习。新式学堂起源于1863年的京师同文馆，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等的推动下，成为承担清末民初青年教育的主要场所。清末民初的学堂教育，大体奉行“中体西用”原则，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这一点在洋务派代表张之洞的《劝学篇》、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及后面的清末新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传统文化的根就深埋在清末民初的新式教育中。
1904年，清政府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大批新式学堂建立。就江苏而言，1904年是99所，到1909年已经有1357所学堂。癸卯学制要求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辛亥革命后，1912年到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否定了清末教育宗旨中封建君权的绝对权威与儒术的独尊地位，体现了资产阶级促进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但学制颁布第二年就经历袁世凯封建帝制复辟，新式学堂中的尊孔祭孔活动起复，这一情况直到袁世凯倒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才有所改变。因此，从政令角度讲，直到1916年废止旧式尊孔读经，新式学堂“中学”的主导地位才松动；从实际教学讲，因为几份学制接连颁布，地方教育对上级政令的调试存在滞后性；从教师队伍讲，清末学堂旧式文人所占比重大，到民国仍有不少秀才和名儒，所以1912年学制的实行必然在癸卯学制基础上大打折扣。故而，纵观早期共产党人在学堂求学的时间，可以发现大多数在清政府时期参加学堂教育，极少部分是在民国时期入学堂。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刘仁静，1918年时已经中学毕业，新学制对其影响时间较短。由此，早期共产党人接受的学堂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分量显然不容小觑。
教育家夸美纽斯曾道，如果要形成一个人，那么必须由教育去完成。无论是少时的私塾，还是青年时期的新式学堂，这些形式的教育都对早期共产党人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而这些教育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早期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中华传统文化发源于春秋战国，灿烂一时，封建王朝后期由于弊端逐渐暴露和放大，清末民初传统文化也到了毁誉参半的程度，而新文化运动更是扛起了反孔的大旗。总体而言，传统文化中有优秀的部分值得传承，也有糟粕的部分需要舍弃。早期共产党人正是意识到这种两面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下，结合具体革命实践，在取舍之间形成独特的个性，并集中体现在“红船精神”上。
（一）用马克思主义运动观审视传统文化中“变”与“不变”的二重性
马克思主义运动观与传统文化中“变”与“不变”二重性论述之间的碰撞，刺激早期共产党人形成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马克思主义运动观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一切事物都在运动之中。换言之，一切的事物都处在变化当中，变化是无条件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涵盖了“变”与“不变”的二重性。一方面，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教育始终捍卫经典认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又讲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要知道，“天道不变”思想统筹下的“穷变通久”是儒家入世的法则和信条，也是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的来源和依据。但在另一方面，儒家之外，传统文化中还有大量优秀的部分，其中小传统教育对早期共产党人反叛意识的形成也是影响深远。这种小传统教育大多来自于历史上的种种变法、起义、改革等。周恩来从小听母亲讲梁红玉抗金、关天培抗英等故事，深受其气节影响。邓恩铭从小被水族英雄潘新简反清的故事所激励，长大后为革命奉献了一生。张太雷从小随父读《资治通鉴》等史书及古典小说中的历史故事，学生时自号“长铗”，以战国时的义士冯驩自期，誓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事。
传统文化中的“变”，虽然有成功之处，似乎都没有跳出“不变”的圈子。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封建权贵的利益，在不改变封建体制的环境下，必然会困难重重。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因为未根本改变小农的经济基础，加之太平天国内部仍然沿用封建君权制度，最终随着天京陷落而失败告终。早期洋务派大多是科举教育后做官的，他们直接承袭经世致用思想，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廷统治而变法图强，用“中体西用”原则指导开设新式学堂。受传统儒学教育和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教育影响的维新派和革命派进行更深层的变革，在中国率先引进新的国家体制，试图打破这种不变的“天道”。然而这些变革都没有彻底进行下去，在“变”与“不变”之间徘徊，中国的前路尚未全然清晰。 “五四”运动兴起，早期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很多在大学期间和工作之初研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事物变化的必然性，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仅彻底地“变”，而且率先地“创”，更为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引领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敢变前人未变之处，进行了一次完全不同以往的颠覆。
（二）汲取传统士人精神中的精髓并在革命实践中得以迸发
传统文化中的士人精神强调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和杀身成仁的骨气。在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中，这种深藏于读书人骨子里的气概被激发出来，为早期共产党人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打下了坚实基础。孔子强调入仕做官，孟子提倡做大丈夫，墨子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这些都展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注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然而，在实践中，传统士人因为经济难以独立，所以只能依附于统治阶级。虽然最早的士人追求“天道”，从道不从君，但是到后期由于思想的大一统，大多数士人对读书做官的兴趣逐渐大过对天道的憧憬。周佛海就是典型的做官迷，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立志做大官谋富贵，所以党的一大之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诱之下，放弃理想，走上邪路。当然，这只是个例。
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理性吸收、批判继承，汲取了传统士人精神中的精髓，拥有高尚的理想信念，并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早期共产党人大多出身于条件良好的知识分子家庭，而且做官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并不稀少。陈独秀出身士大夫家庭，叔父是前清官员，但是他却毅然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之中。俞秀松在面对官位利诱前坚定拒绝道：“做官？我永不曾有这个念头！”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心目中的“道”，不是为了谋求个人仕途和利益，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幸福，共产主义的实现和全人类的解放。
不做官，并不影响早期共产党人对于改造社会的决心，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英雄气节，在早期共产党人的身上熠熠生辉。据相关统计，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共产党早期成员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壮烈牺牲或积劳病逝，他们虽然没有见证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身上凝聚的坚定理想、不畏艰难的高尚人格，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牺牲小我、奉献生命的可贵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赵世炎被捕后，面对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咬紧牙关，没有吐露我党的半点秘密。邓恩铭在济南被捕，遭受酷刑折磨仍然坚定革命信念，在狱中还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组织了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同志得以脱险，他本人则壮烈牺牲。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打破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
早期共产党人接受的传统儒学教育，其核心是“仁”这一民本思想。儒家民本传统归结起来有四大要素: 天下为公，立君为民，政在养民，革命论。早期共产党人对其进行批判地吸收，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推动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奉献精神的形成。孔子云：“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传统的民本思想虽然重视人民的利益和诉求，但归根到底是把人民作为统治对象，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权。如果遭遇民权与王权的冲突，那么牺牲的必然是民众。晚清，维新派康、梁和革命派孙中山等人都曾经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主思想作比较，认为民主思想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补充，但是他们都忽视了民本思想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然而，早期共产党人通过“红船精神”传递出来的民本思想，则是跳出时代的局限性，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和人全面发展的崇高追求，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基调，由此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里的 “公”不再是狭隘的服务于某个特定群体，而是人民群众；这里的“政”不再是封建专制政权，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权。以李大钊为例，他尤其注重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批判吸收。李大钊强调打破民本传统中的阶级对立，将儒家对民德的重视与现代法治相结合，并且结合儒家革命论和马克思唯物观大力推动农民革命的进行，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受其思想影响深刻。
为人民奉献的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本质属性，这在无数早期共产党人身上得到鲜明印证。近百分之四十的早期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流血牺牲，还有的共产党人不仅在革命中，还在自身的专业领域传承着这种奉献精神。董必武在继承和创新传统的民本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其特有的刑事诉讼法治思想。他不畏强权，铁面无私，但是对老百姓却有特殊情感，不仅提倡司法人员在审判中要亲民，而且主张尊重人民群众的各项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从早期共产党人的教育背景可以看出，“红船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渊源之深，传统文化对“红船精神”的形成影响深远。新时代背景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传统文化仍然对“红船精神”时代价值的发挥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对党员干部的成长和党的队伍建设大有帮助。
（一）认识“变”与“不变”辩证性，加强党建业务双学习
虽然传统文化中关于“变”与“不变”二重性的论述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是未尝不显现出先贤对待万物辩证思考的态度，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性质。早期共产党人在对待“变”与“不变”关系上，因为当时民族存亡的需要，更强调开天辟地的“变”，但是他们也“不变”爱国主义情怀。在国泰民安的环境下，新时代共产党人要结合时代特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的“变”与“不变”。新时代，“不变”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变”是指面对复杂环境，要顺应时代转变思路，不能僵化思维。“红船精神”的缔造者们就能做到适应时代的变化，率先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付诸实践，才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新局面。新时代背景下，共产党员既要加强政治理论、党建知识的学习，用以巩固信仰和信念，坚持“不变”；又要适应时代变化，及时学习和更新业务知识、专项知识，学习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做到有理性、有底气、有能力、有效率地应对各项挑战，以“不变”的社会主义制度应“万变”的国际国内环境。
（二）继承重视内心修养的传统, 加强党性教育锤炼
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内心修养的锤炼，无论是曾经大一统的儒家，还是超然物外的道家，抑或是由境外传入的佛家，都注重品德品行的修炼。这种环境的熏陶有利于早期共产党人养成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舆论环境复杂，反动意识形态的渗透往往不经意间就会侵蚀人们的思想，这对共产党员保持纯洁党性，坚定初心使命带来了重大危机。党的十八大以来，“大老虎”和“小苍蝇”纷纷落马，大多是因为钱、权、色的交易，这与个人定力不强、党性修养不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们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要守好早期共产党人凝结在“红船精神”中的宝贵财富，重视内心修养，重视党性锤炼。在实践中，要坚决贯彻执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各级党组织要深度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过好党内组织生活，党员个人要加强政治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标找差距，赶超争先进。
（三）谨防“学而优则仕”的陷阱,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论语云“学而优则仕”，在当时这是儒家积极入世态度的写照。但是后来很多读书人掉入了一个陷阱，认为做上官就是人生理想的现实体现。到现代，这种思想陷阱仍然存在。就此次抗击疫情而言，就照出了党的队伍里仍然存在着一些利己主义者，他们为自我私欲，慵政懒政，全然不顾公共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员队伍的良好形象。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更多的党员干部，跳脱了“学而优则仕”的陷阱，一心为民服务，如全城核酸检测时村社区干部彻夜奋战在第一线等。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民力汇集，人心凝聚，更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全国拧成一股绳，铸就了国家坚实的后盾。所以，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至关重要，这就对加强队伍管理提出了要求，要加强队伍的党风廉政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支部工作条例》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经常性地开展警示教育、党员道德建设教育，以党组织为堡垒构建清廉文化氛围等方式，加强党员干部对权力的审慎运用，对岗位的忠诚值守。
四、结语
近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五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6方面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些新目标、新规划对我们党的队伍建设和党员干部个人都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这样的时刻，“红船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能够对我们有新的启发和新的指引。就党员干部个人而言，面对新要求新规划，党员干部的综合能力必须得到及时提升和增强。一方面，要不断加强政治能力和业务能力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政治能力，他多次强调“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未来五年，国际环境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国内环境也千变万化，所以提高政治能力才能“乱云飞渡仍从容”；而且，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加强业务能力的提升，才能更高效、更针对性地去应对“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十三五”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党员干部不能骄傲自满，不能不思进取，要善于总结和反思，不断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就党的队伍建设而言，国家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要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要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只有拥有强大而稳定的领导核心，国家地发展才能顺利进行。这就要求我们党自身要永葆生机，要以人民为中心，要坚决抵制腐败，要加强党风、党纪的约束等。
对嘉兴、对平湖而言，今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嘉兴市提出努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中的最精彩板块。我们平湖提出今年是金平湖新崛起的追梦奔跑之年，围绕铁路梦、大港梦、整车梦、通航梦、数字梦、科创梦、安居梦、善治梦“8个梦”开展宏图篇章。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这既是富有挑战的时机，又是大展拳脚的时机，所以坚持以“红船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为引领，廉洁自律、坚定信念、提升能力，必能在这个最好的时代实现我们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
■ 平湖市委党校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