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中肯
乾隆四年（1739），平湖围棋世家张永年（1697～1776）邀请围棋国手海宁籍范西屏（1709～？）、施襄夏（1710～1771）前来当湖张家授棋教弈，又经张永年撮合，范西屏、施襄夏两人在当湖对弈十三局，传十一局，世称“当湖十局”。
“子落惊风雨，局成泣鬼神！”“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气势磅礴，杀法精紧，是范西屏、施襄夏一生中最精妙的绝诣杰作，也是我国古代座子局中的登峰造极之作，在围棋界获得赞誉无数。范、施两人成名前对局无数，但都无留棋谱；成名后难为交手，鲜有记谱，也无传世。因此，“当湖十局”遗谱便成为两位大师留下的唯一对局记录。“当湖十局”对弈之时，平湖城内争观者无数，但此后棋谱难觅踪影，沉底了140年，连张家本族最终也手无底稿。有幸能刊成十局，也颇费周折。好在几本古谱先后精刻，使之又传世了140年。如今在“当湖十局”走过了280周年之后，我们依旧叹服于它的精深微妙。
范西屏和施襄夏一生虽对局无数，两人师从俞长侯时，时常角技争先，但多在成名之前所为，而且并未留下任何棋谱。两人各成国手后，相聚时少，偶有对局，也是私下切磋，于世人无知。年轻时两人曾在京城对弈十局，可惜世无遗谱。但据杭世骏《海城杂咏》云——
疏帘清簟镇相持，燕寝同看落子迟。
记得仙郎夸管领，花封兼豁两棋师。
诗后还自注云：“范、施两生弈品皆海内第一手，林凤溪宰邑时，尝邀至官阁决胜云。”据《海宁州志》记载：林凤溪任海宁县官始于雍正十一年（1733）三月，乾隆元年（1736）四月交卸。可知范、施在这三年中也曾角逐过一次，但也未留下谱局可资研讨。又据《国弈初刊·序》引胡敬夫的话，说范、施两人于雍正十一年（1733）三月至乾隆元年（1736）四月这三年中也曾在京师角逐过一次，可惜世无遗谱，无处找寻。晚年两人都客居扬州，但未见有人撮合对局之举。
因此，范西屏、施襄夏的对局棋谱流传极少。收录范、施对局棋谱最早的棋书是金楙志（嘉兴王店人）的《围棋近谱》。《围棋近谱》是初刊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组汇弈谱选》的续刻，因先后有四刻连续，其刊印时间约在乾隆年间的1750年，与范、施“当湖十局”对局时间间隔不远，但《围棋近谱》中的范、施对局棋谱仅有七局。其中最后一局为施襄夏——范西屏（胜），260着，棋谱标题栏上有“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字样（“己未”即乾隆四年）。
然后是在吴峻所编《弈妙》和吴駉（吴峻侄子）所辑《弈妙二编》上刊出了各四局、合计八局范西屏与施襄夏的对局谱，其中有二局为《围棋近谱》中所未有，如此则有了九局。《弈妙》与《弈妙二编》两编合为一册，刊印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列入了与《围棋近谱》七局中相同的六局，但有一局未列入，且有一局最后官子多了1着。这说明《弈妙》编者当未见到《围棋近谱》，且其棋谱来源应也不同。《弈妙二编》序中说：“近有人自浙来，携范、施两先生新谱示余。”说明了棋谱来源，并且显然前编与二编各四局的来源也不同。应该说《围棋近谱》《弈妙》和《弈妙二编》的这九局范西屏与施襄夏的对局棋谱是最可信的，因为其时范、施两人均还在世，而且《弈妙》扉页上注明了“余杭施襄夏先生鉴定”，《弈妙二编》也注明了“范西屏、施襄夏两先生鉴定”。
再次出现新的范、施对局棋谱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臧念宣、吴修圃所辑的《弈理析疑》中，有范、施对局谱三局，其中有一局是新见的，至此就有十局了。臧念宣与范西屏、施襄夏是同时期人，且与他们有对局传世，因此其辑录的棋谱应该也是可信的。
《围棋近谱》《弈妙》《弈妙二编》和《弈理析疑》这四本古谱就是流传至今的范西屏、施襄夏对局谱的最早出处。至此十局虽满，但来源各异，每一来源局数均不到十局，很难认为源出一处；而且唯一的“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却还是《围棋近谱》七局中的最后一局。因此说它们都是属于当湖十局或者十三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
嘉庆四年（1799），张雅博（字又村，号敦古）刊刻了《弈程》一书，中有36局棋谱，虽然都没有刊刻对局者的姓名，但经过比对，其中分先四局中，出现了两局范西屏、施襄夏的对局棋谱，但这两局棋谱与上述棋书中的棋谱没有什么区别。
道光五年（1825），温佩良（字若瑊，广东顺德人）编纂刊印了《弈汇》，其中仅仅出现了一局新的范西屏、施襄夏对局棋谱，至此才有了第十一局。但此局一直被忽视。
道光年间，唐滏（字鑫门，江西万载人）、唐淦（字金生）兄弟俩合编的《怡怡堂围棋新谱》，也辑录了一些范、施对局棋谱，但也没有超出十局这个数量范围。
咸丰六年（1856），《国朝弈汇》刊行于世，其中刊刻了七局范西屏、施襄夏的对局棋谱。咸丰七年（1857），《六家弈谱》刊行，其中也刊刻了九局范西屏、施襄夏对局棋谱。但因这两本棋书多是汇总前人棋书中的棋谱，所以并没有发现更新的两人棋谱。同治十二年（1873），《听秋轩弈谱》刊行，在这部施襄夏、范西屏的对局选中，也仅有八局范西屏、施襄夏对局棋谱被刊刻。
然而，“当湖十局”也不见《三张弈谱》收录，甚至连序文也未曾道及，令人不免生疑！《三张弈谱》只收录张氏三人与范、施的授子谱，而未收录范、施分先的千古妙局，不能不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张家是世家，在财力上不会捉襟见肘，则《三张弈谱》之刊行，何待四十年之后由子孙来完成？张永年父子三人平日潜居，以弈自娱，也非没有时间亲治其事。范、施在当湖鏖战的“当湖遗图”，张氏作为主家以及超级棋迷，应当是有留存的（至少可供自身把玩之需）。那么，既然要刊行《三张弈谱》，为何不连同“范施对局”一起刊印？毕竟“当湖遗图”与张家千丝万缕，斩之不断。倘若由张氏刊行，也更见张氏之风雅。况且，以张氏五世善弈的“家学”，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范施对局的至重分量。而张氏后世子孙只辑《三张弈谱》而绝口不谈范、施“当湖遗图”之事，知而不行，此中必有蹊跷或有什么隐情。
那么，个中到底存有什么隐情呢？据笔者分析，范、施在当湖连下十三局之后，两人都有些后悔，一则不合“十番棋”之规，没必要下个十三局；二则十三之数势必要分出个胜负，这对负者一方极其不利，两人毕竟都以棋为生，相当于职业棋手，无论是对“棋圣”这一称誉还是对日后的彩金收入，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所以范施两人与张氏父子君子约定，对外只说十局“胜负相当”，所记棋谱不准悉数公开，待对弈者离世后再由后人去妥善处理。当然，这只是个推测，或许是缘于其他什么隐情。《围棋天地》期刊上曾有人撰文称“范施与张氏父子之间或者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以致如此，这充其量只是个猜测。
范、施离开当湖十年后，张氏经不住善弈者的百般纠缠，才肯将当湖十三局弈谱有限度地公开几局，但不是全部，因此离平湖不远的嘉兴王店（古称梅里）人金楙志在编纂《围棋近谱》时有幸获得了标有“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字样的范、施一局。当湖张氏未曾刊行《当湖十三局》，确为一大遗憾，也是巨大损失！否则，后世对“当湖十局”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揣测与纷扰，而且流传至今的也只剩十一局，而这十一局也是经过数位棋谱辑录者辗转搜求、苦心求证、最后才达成此数的，至于散佚的妙局至今无迹可寻，实在可惜！
乾隆三十六年（1771），施襄夏在扬州病逝，张世昌在平湖病逝。次年，张世仁在平湖病逝。再过四年，张永年也在平湖病逝。就在张永年去世的下一年，孙辈四人张罗着刊印了《三张弈谱》，作为对张永年父子三人最好的纪念。然而，孙儿辈他们不敢刊印范、施的当湖十三局，因为祖父、父辈都有交待——在范、施未离世前不得刊印，尽管张永年父子三人生前已经泄露了其中的几局，但未全部公开，始终恪守着当初的“君子约定”！至孙儿辈他们也不一定得知施襄夏已经病逝，更不知道范西屏所终，所以迟迟不露相，把范、施“当湖遗图”一直秘藏着。当然，世事沧桑，张氏未曾刊行的“当湖遗图”估计日后十有八九散佚了。如果哪天在张氏或民间某处出现了这十三局“当湖遗图”的原始图本，那定是一个惊人的天大发现，将会改写“当湖十局”的历史。
直到130年后，即在同治年间（1862～1874），张永年的玄孙张金圻有《坐隐居谈弈理》七古，才提到此事。诗刊中有云——
乾隆之季施范鸣，条理始终集大成。
地灵人杰主宗盟，神乎技矣四筵尺。
瞬息万变斗机巧，疾逾鹰眼健鹰爪。
以征解征洵厅观，借劫酿劫谁分晓。
三江两浙数十州，大开旗鼓东南陬。
当湖客舍十三局，旁观当作传灯录。
念我先人雅好棋，棋中授受见而知。
诗后并注明：“诗中叙述渊洙，出自家乘，当可作为信史。”由此可知，范、施两雄确实在当湖对弈十三局，范西屏执白先行六局，施襄夏执黑后行七局。
光绪二年（1876），周小松（名鼎，江苏扬州江都县人）编就刊行《新旧弈谱汇选》，第一次把范、施的十局棋谱编排到了一起，但并无“当湖十局”之说。
光绪七年（1881），晚清著名棋谱编纂家邓元鏸校勘刊印《范施十局》，作为其大型棋谱集《弈潜斋集谱》初编之第一种，印刷精美，其好友鲍鼎在致邓元鏸的书信集《蜗修遗扎》中说：“所赐《范施》刻纸极精，可埒殿板。”所谓“殿板”，乃清代武英殿刻板的省称，也称殿本、内府本，因刻书机构在武英殿而得名。邓元鏸邀请海宁硕儒钱保塘（字铁江，号兰伯）为《范施十局》作序。钱保塘在序文中交代：“无锡邓君纯丰嗜弈，搜求近时诸家棋谱，得两先生对弈十局，今春刊之。以余为两先生乡人，询问二家事迹。余因取《海昌备志》《经籍志》所载节略，附录卷首。”从中可知，邓元鏸对“范施十局”的搜求作出巨大贡献，由于他的出资刊行，第一次把此十局作为单独一种棋谱出现，并且命名为“范施十局”。“范施十局”这一提法便开始流传。但邓元鏸说：“索之《弈理析疑》《围棋近谱》《弈妙》三书，仅得十局。”即说明此十局之数是搜集凑合而得，并非某一次对局。《范施十局》里也没有“当湖十局”的说法，甚至无一字述及“当湖”，但从此以后的“当湖十局”均循用此版，包括十局的先后次序，《围棋近谱》七局中的最后一局也被排到了第一局。这较以前的散乱编排，已经是一个大进步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寄青霞馆弈选》全部转录了此十局，后又在《寄青霞馆弈选续编》中录入了《弈汇》中的那一局。十一局全貌，就此完成。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行的《海昌二妙集》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包罗范、施全部对局（共十一局）的版本，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当湖十局”的名称。光绪一二十年间，已经开始流传“当湖十局”的说法了。想来应是同治年间张金圻“当湖客舍十三局”诗句传开，加上“范施遗图”上清楚地标明“己未弈于当湖第一局”，大家把仅有的范、施十一局遗图以一个整数称为“当湖十局”，也在情理之中。《海昌二妙集》编者之一黄绍箕在其“采摭篇目”中有一段话：“近时弈家所称范施‘当湖十局’，大率以《近谱》《弈妙》《弈理析疑》所载十局当之，即周小松录入《新旧弈谱汇选》者是也，窃以为未然。”接下去是他对十局中范先六局以及《弈汇》中的那一局质量尤高而未能列入发生疑问。他认为第十一局：“玩其劲气屈盘，首尾作一笔书，力量之大，非范施相遇，不能有此伟观，断为真迹无疑。”此时距邓元鏸刊印《范施十局》不过十六年，名称就从“范施十局”变为“当湖十局”了。邓元鏸可能对这类不着边际的说法未予理会，而黄绍箕却很在意，去计较棋局的先后手和胜负的平衡了。
综上所考，“当湖十局”对弈于乾隆四年（1739），首次谱刻约在乾隆年间的1750年，第一次把范施十局编在一起是在光绪二年（1876），第一次把此十局作为单独一种棋谱出现并命名为“范施十局”是在光绪七年（1881），最早将十一局棋谱全貌刻录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第一次出现“当湖十局”之名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前夕。
范、施两人生前就在海内享有盛名，以常情来推断，他俩之间的对局数量决不在少数。然而，遗局竟然如此之少，搜罗起来又如此费力，这是何故？邓元鏸也曾质疑：“二先生幼同里，长同习，对局传播宜多。”但结果恰恰相反。钱保塘在《范施十局》序中称：“同治初年，石门徐君为余言：乱前曾至施氏，见定庵先生所遗棋谱，散佚甚多。时欲乞取少许，其后人靳勿与。乱后重至其家，见室与谱尽毁，慨叹久之。”由此可知，施襄夏本人当是留存了不少与范西屏对弈的棋谱，然而这些遗物没有受到其后人应有的重视，或藏于私室而不肯（也许是不能）刊行，后来又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兵灾，遗谱与室家俱遭焚毁。绝代双骄的无数妙局，竟落得如此结果，真令人扼腕痛惜。鲍鼎引王存善言：“未乱时至施定庵家，见其高年里居。四方高手来弈者对子、受子存稿，约千余局，分订十六巨册。劫后访不可得，深可惋惜也。”因此钱保塘叹道：“两先生以绝人之技，负海内盛名百余年，意其二人对弈之局，精深微妙，必有谱所不能尽者，乃今其谱亦不尽传，不亦深可惜哉！”因此流传到现在的共是这十一局，或许是一个偶然性。
“当湖十局”对弈之后，范、施两人此生再无交手。因此，“当湖十局”便成为两位大师留下的唯一对局记录了。其实所谓“当湖十局”不过是保存流传下来的范西屏与施襄夏的对局谱。在没有确切资料出现之前，严格地说“当湖十局”应该是范、施对局棋谱的合称，其中有他们在当湖张家所下的棋局，也可能有其他时候的对局，后人却误传这就是当湖对垒留下的十一局棋谱。
由于当年把十三局对局完整记录下来之后被张家后人雪藏了，或者雪藏若干年后又有散失，所以我们至今无从得知范、施当湖对垒十三局最终的胜利者到底是谁，就成为千古之谜了。从现传的十局看，双方各胜五局，其中范执黑四局，施执黑六局，黑白也各胜五局；如果累计十局的胜子，范赢56子，施赢39子半或36子半，则范西屏胜；如果加上第十一局，则施襄夏胜。但是，如此讨论“当湖十局”的胜负实际上毫无意义，而且无论是对范西屏还是施襄夏，都不公平，也不尊重，因为完整的当湖十三局后来人们都看不到了，现存的“当湖十局”也只是个组合。
所以，历来人们习惯地说当湖对垒范、施两人“胜负相当”，两大“棋圣”不分轩轾，共享盛名，实为千古难逢的对手。身负盛名的两位棋圣，最终仍是未分胜负，平分秋色。这才是大家最愿意接受也最感满足并是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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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湖十局”主题公园（局部） 王强 摄
邓元鏸校勘刊印《弈潜斋集谱》，其第一种即为《范施十局》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行的《海昌二妙集》第一次出现了“当湖十局”的名称
“当湖十局”第六局古谱